“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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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命题及其当代意义一　　　　把人生和艺术相联系，以艺术作为人格培育的重要手段是中国传统文化“诗”教、“乐”教的悠久传统。而把艺术境界作为理想人生的重要尺度，崇尚艺术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境界，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富有代表性的人生理想。但是，这种对艺术、美和人、人生之关系的态度，这种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崇尚艺术化的人生旨趣与理想，始终没有上升为明确的理论话语。20世纪上半叶，在民族命运和民族文化的严峻危机前，经过田汉、宗白华、梁启超、朱光潜、丰子恺、郭沫若等一批初具现代美学意识的中国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努力，在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人生艺术化”这

2、个富有理想色彩、在当时不免令人有高蹈之叹的理论命题却逐渐明晰并最终确立。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它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也正因此，它呈现出历时性的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与共时性的冲突、互补、交融的状态。在动态的多维化的发展与交融中，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逐渐形成并明晰了自己的主流精神、主导品格及其代表性成果，这就是以田汉、宗白华等开其端绪，梁启超奠定核心精神旨向，朱光潜确立理论表述予以系统建构，丰子恺、宗白华等共同丰富发展的思想理论。这一理论以热爱生命、讲求责任的积极的人生倾向，注重情感（趣味、情趣）、重视理想（意境、境界）的浪漫的审美品格，弘扬生

3、命、追寻意义的诗性的哲学意向，相交融为远功利而入世的中国式审美人生精神。它要求主体以人格精神的艺术化提升来超越小我纵身大化，追求生命境界和生命意义的积极实现。它融审美与启蒙为一体，重在关注艺术之美对人的精神与人格的唤醒与提升。由此，“人生艺术化”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唤醒人性觉醒和社会改造的激情号角！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追寻人性完善和生命价值的诗意理想！　　从理论史来看，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相关思想初萌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1919年，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初，宗白华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及了“艺术人生观”、“艺术式人生”、“艺术的人生

4、态度”、“艺术的生活”等概念。田汉强调超越现实生活之痛苦，宗白华弘扬建构艺术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他们都体现出将艺术之美、艺术精神和人生、生活相联系，力图使后者获得超越、提升和美化的思想倾向。他们的论述虽尚浅拙粗放，却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理论的最初萌芽。　　“人生艺术化”的核心精神旨向奠基于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寻。他在多篇论文与演讲稿中明确提出并集中阐释了趣味主义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的问题，从而不仅明确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1）的口号，还颇具特色地将理想人生的基本原则、方式和状态界定为“无所为而为”的趣味精神

5、（2）。梁启超从哲学层面建构了趣味的范畴与原则，又从艺术、为学、教育、劳动、生活等具体的实践层面剖析了如何贯彻“无所为而为”的趣味原则从而建构艺术化生活的具体方式与途径。趣味的范畴非梁启超首创，但梁启超是中西美学史上第一个将趣味从中国传统文论的艺术范畴和西方美学的审美范畴拓展到人生领域的美学家。由对趣味的哲学阐述和美学阐释，梁启超开拓了审美人生的趣味范式。梁启超强调趣味是富有情感与创造力的个体生命积极融入外部环境（众生与宇宙运化）之中而超越忘怀小我的壮美生命境界。他以“无所为而为”的生命精神为美的极致，弘扬生命创造的激情与信念。梁启超的文献中虽未直接出现“人生艺术化”这一表述

6、，但他对趣味主义的倡导与阐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开启了融哲思与意趣为一体的有味生活的实践方向，确立了以激扬生命、精神至上、不执小我为内核的“生活的艺术化”的审美人生精神。这种趣味主义的审美人生精神奠定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基本致思方向与重要精神基础，深刻地启示和影响了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建构演化特征。　　“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成型于朱光潜。由梁启超对“生活的艺术化”的精神阐释到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系统建构，第一个关键而重要的界碑也是朱光潜。梁启超的趣味人生理想重在思想的阐发与精神的建构，在理论特征上并不那么明晰，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建设。朱光潜的发

7、扬及其理论建构，不仅正式确立了“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表述，也为其日后发展为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思想领域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命题奠定了相当关键的一步。大体言，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始至三四十年代，与本命题有关的理论表述有“生活艺术化”（田汉）、“生活（的）艺术化”（梁启超、宗白华、郭沫若、丰子恺）、“艺术式的人生”（宗白华）、“艺术人生观”（宗白华）、“艺术的人生态度”（宗白华）、“艺术的生活”（宗白华）、“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宗白华）等。其中，1932年，朱光潜写作发表了《谈美》。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