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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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 一、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以春秋战国为界，此前以崇拜上帝、上天为主；此后，以崇圣为主。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哲学轴心时代的一大创造，也是一大特点。殷代思想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情感，沉陷于“率民以事神”的氛围之中。从现存的资料看，殷人对神还缺乏终极追求意识，也缺乏道德意义。他们崇拜上帝等诸神，一方面是神主宰着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所求于神的，大抵只限于实用价值，即吉、凶、祸、福之类的判断和功能。因此，还处于宗教的初级阶段。周取代殷，对殷人的上帝崇拜有因有革，这表现在“祈天永命”和“以德配天”的有机统一。从现有资料

2、看，不能说周人仅仅把上帝、上天当作工具使用，他们在思想情感上依然十分崇拜上帝、上天，而且十分投入。但与殷人相比也有重要变化，这就是神人相需、互补、互动。其中枢便是“德”，天唯德是佑，人则以德配天。在这种关系中，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显然增强了，而这又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周初诰命中反复强调的“敬”、“慎”、“无逸”，以及有关“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尚书·君睪》。的警告，都可视为理智的标志，也可称之为实践理性。这里强调一点，即周人的智慧与贡献，与其说是上述观念的本身，勿宁说是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预示着：在敬神中会把神抽空，或者说，实践的理性不可避免

3、地要把神性排挤到后边。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为这种观念转变提供了历史条件。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给人们的历史创造性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在复杂的社会角斗中，人们进一步悟出了如下的道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三年。“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重民，主要是从政治力量上讲的，如何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智慧了。于是在用人问题上，突出了用贤和用能；于是有“使能，国之利也”《左传》文公六年。之论，有以贤能为“国宝”之喻。在用贤和使能的浪潮中，“圣”被凸现出来。关于“圣”的本意，先哲时贤们有过种种考证和解释，使人开智增

4、慧。从文献看，“圣”的主要含意就是聪明，圣人，也就是聪明人，即人中之杰。从认识运动规律看，春秋时期突出圣人，反映了认识的深化，即理性进一步发展。这就是《尚书·洪范》篇讲的：“于事无不通谓之圣。”在把“圣人”推向文化本体地位的造圣运动中，老子与孔子有着特殊的贡献。老子对“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性阐发，道即是万物的本原、本体，又是万物运动规律和事之理。圣人把“道”传播给众人。圣人是唯一能体认“道”的人，圣人“体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块基石，老子则是开凿这块基石的大师。老子反复讲“绝圣弃智”，乍然看去与前面讲的有矛盾，实际上在老子那里有两种圣：一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

5、”之圣；一是凭借直观感觉之智规范事理之圣。老子认为后一种圣人是世俗之圣，只懂形而下之事，把握不住事物的本质，只会带来灾难，对这种凡俗之圣应摒弃。与此不同的，那种以形而上方式“得道”的圣人才是真正的圣人。老子的观念无疑有很大偏颇，但他推崇形而上的抽象，无疑大大推动了理性认识的发展。而这正是圣人的本性。孔子从社会历史角度高扬了圣人。圣人最伟大的功能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关乎理想国的头等大事。在孔子看来，尧、舜还有点不够格。这句话字数虽不多，内容却极为丰富。“博施于民”表达了圣人道德的高尚和当权的目的性，“能济众”则表示圣人的历史作用和功能。尧舜尚

6、且不及，圣人无以复加矣。老子、孔子是春秋战国新兴文化的两位巨擘，他们虽都不否定神鬼，但由于崇尚理性而把神鬼置于侧位，而理性是由圣人体现的。沿着老子、孔子的思路，后来者更加高扬圣人。终战国之世，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文化由崇神向崇圣的转变。二、圣人作为文化本体的基本内涵文化是什么，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庞朴先生说：“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我认为这一概括是得体的。那么作为人的本质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展现的呢?显然，我们的解释和古人是不同的。中国哲学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是由圣人创造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得出结论，在传统文化观念中，圣人是文化的本体。其中

7、包含有许多内容，主要有如下三点：其一，圣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种器物的发明者和创造者。《易传·系辞》把人的环境分为“天文”和“人文”。天文包括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律，人文指人类社会的文化(包括礼仪、教育、制度等)，又称之为“文明”。人文与天文相合，有内在的统一性。人文是怎样产生的呢?作者曰：圣人创造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一家之论，各家各派以及涉及这个问题的各种历史文献，几乎皆如是说，很少有什么分歧。庄子是反对“人文”的怪人，他在反对、批判中也不否认这是圣人之作，只是价值判断与诸家大相径庭，宣布此乃“圣人之过也”。器物是文化的物公形式之一，或者说是人的主体意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