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20世纪《诗经》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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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述20世纪《诗经》史学研究　　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两千多年来，研究和阐释《诗经》的著述非常之多，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亦层出不穷，但其史料价值从未被忽视。拟将这一时期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众多论著做出适当的分类，并加以评述，使其更加了然。　　关键词：20世纪；《诗经》；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62-02　　认识到《诗经》具有史料价值，古已有之，西汉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已把《诗经》中所反映的有关西周春

2、秋时期的历史状况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参考。明代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论述过“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文章史，固相终始”7。时至今日，历史学仍然是对《诗经》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20世纪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限于我国当时的历史情况，学术研究并非主流，其中著述，虽有论及，不能集中，这四十年间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论文也只有为数不多的7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对《诗经》进行文学解读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充分注意到《诗经》作为一部可靠的先秦典籍所具有的史学、文化等多方

3、面的价值，80年代学术复苏期以后的《诗》学，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研究的新方法。这两个时期从史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述数量可观：单行本6部，论文101篇，其内容也并不单一乏味，有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可；有关于“史诗”问题探讨的；有对《诗经》中历史人物进行考证的；还有将史学与文学相结合，以《诗经》史学促进《诗经》文学的研究发展的。　　一、对《诗经》史料价值的认可　　（一）中国最古的史料　　20世纪初以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所提倡的疑古、辨伪精神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潮流风尚，《诗经》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

4、要组成部分。在古史辨派1926年至1941年连续出版的丛刊《古史辨》中，第三辑下编完全是讨论《诗经》的。古史辨派以古书、古史为研究核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中指出：“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梁启超在他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傅斯年先生主张抄出《诗》三百零五篇中史料，还说：“《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

5、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以《诗经》等古代文献为基本资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从殷商末年到东周初年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状况，使《诗经》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唯物史观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二）丰富了文本7　　20世纪几次大规模的文献出土也大大丰富了《诗经》文本。如敦煌学的开拓者和简牍学研究的先驱罗振玉先生，校录了《毛诗豳风残卷》（《敦煌石室碎金东方学会铅印本》），他的《汉石经残字跋尾（鲁诗小雅残字）》补阙字，考证部首文字读音，大大提高了对诗的认识和利用价值；《汉熹平石经鲁诗大雅残石》则以图

6、片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有关《诗经》文献的原始风貌。方国瑜《汉石经鲁诗小雅二石读校记》对部分石经《鲁诗》做了有价值的校勘。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对汉简中的《诗经》做了专门整理，有《阜阳汉简》供研究者们参考。学者胡平生、韩自强撰写的《阜阳汉简研究》一书集中探讨了文字、释义及学派等相关问题，将其同《毛诗》勘校，发现了多达百字的异文。胡平生还对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北凉时期的《毛诗》残卷进行了复原和考证，撰写了《吐鲁番出土义熙写本毛诗郑笺残卷的复原与考证》一文。　　（三）促进了民俗研究　　一个时

7、期的民俗是那个时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是运用民俗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诗经》的开创性著作。赤■忠的《鹊桥――振鹭之舞和鸟的兴》认为《诗经》中的原始意象与兴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含有宗教的文化底蕴，因此他以此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和西周文化史。松本雅明的千页巨著《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依据“兴”的发想方式的发展，来判断《诗经》各篇产生的年代。白川静以历史学和民俗学结合的方法研究《雅》、《颂》诗篇，认识到研究《诗经》必须充分地研究它的本义，因而利用甲骨卜辞和金文资料，应该成为重

8、要的方法。　　二、关于“史诗”问题的探讨7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古代中国有没有史诗？《诗经》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史诗？其中的哪些篇目可以被称为史诗？关于“史诗”的问题在学术界也曾引起一番激烈的争论。二三十年代针对这一问题做专门研究的论述并不多，以谢无量的《诗经的历史考证》，易顺豫的《周宣王之际共和诗史发微》和万曼的《诗经底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