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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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德热拉斯到王年一作者： 吴迪最后更新：2010-08-1212:59:10来源：南方周末【秘密书架】如果说，鲁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热拉斯教我如何论世，那么，李泽厚则告诉我怎样做学问，王年一指示给我后半生的学术之路吴迪（启之），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记忆》丛刊主编。著有《中西风马牛》、《内蒙“文革”实录》、《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我读鲁迅要感谢“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议废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听那喇叭里的义正辞严，心中窃喜——这回可好了。学校不上课，同学们先是跑北大、清华抄大字报，随后就是满世界串联。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

2、，当不上红卫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个人闷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读鲁迅。看到《两地书》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念头：编一本鲁迅语录。于是裁了白报纸，钉成一个个本本，用牛皮纸做成封皮。上面写上四个大字“鲁迅语录”。吴迪一天晚上，正当我抄得如醉如痴的时候，上高三的大姐从外地串联回来。她虽然不是红卫兵，可比红卫兵还激进。一看桌上的那几个本本，登时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好哇，你不串联，不革命，躲在家里干这个！”我急了：“干这个怎么啦？”“怎么啦，革命不允许！”“凭什么不允许？”“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语录！”我们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门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就欠让红卫兵好好教育教育你！”大姐一走

3、，老爸吓坏了：“你姐要是告了红卫兵，怎么办？你爷爷奶奶家刚抄了……”当天夜里，我把这些本本包起来，从里屋藏到外屋，从厕所换到厨房，最后放进了装煤球的灰箱子。惴惴不安地等了几天，红卫兵没来。我又继续这个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个本本东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极痛苦的发现——外屋的小书架上，竟立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鲁迅语录》。编者宋云彬，竖排，上下两编，上海联益出版社。细细一比，我辑录的好多语录都在上面。我的积极性受到重创，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来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说起这件事，她居然问我：“是吗？有这事？”鲁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

4、图阅览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选集》，装模做样地捧读那精装的大厚本，很觉得自己有了学问。可是不论是李大钊、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高尔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罗曼·罗兰，都比不上鲁迅给我的影响。下乡插队时，跟胡风的公子张晓山成了朋友，他给我一个评价：你小子喜欢冷眼看人。如果接受美学接受的话，我很想请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鲁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觉地贯彻到方方面面：对主流的反感，对一元化的厌恶，对辛辣简约文风的推崇，对我行我素的酷爱，以及为人处世的尖刻孤冷，滴滴点点似乎都与鲁迅有关。那是一个无书可读却值得大书特书的年代

5、，1972年，我回京探亲，去西单买书，转了半天，选了一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本想带回内蒙古铸锻厂细细研读，没想到，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还没点亮，就被欧洲的老牌修正主义的一本“黑书”永远地打入冷宫。这本“黑书”就是密洛凡·德热拉斯写的《新阶级》（陈逸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身为铁托的战友，南联盟副总统、南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德热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时，以匪夷所思的勇气当上了主义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大挖其思想体系的病根。我平时借书都按时还，那一次失了信——德热拉斯那骇人听闻的思想给我洗了脑。农村的贫困，工厂的凋敝，干部的苦闷，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

6、无处不在的假大空，被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轻轻点破。我激动得发抖，恨不得生吞每一个字。整整两天，我伏案抄书，几乎又做了一本德热拉斯语录。我读鲁迅的时候，是13岁，读《新阶级》，是23岁。如果说，鲁迅告诉我做什么人的话，那么，《新阶级》则告诉我如何认识这个世界。我不参加批林批孔，不参加宣传队。除了工会组织的篮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赛，所有的活动我都躲得远远的。《摘译》、《自然辩证法》、《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类拔萃之辈》、《六次危机》、《斗争之路：米高扬回忆录》、《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多雪的冬天》、《白轮船》、《落角》等当时的内部读物陪

7、伴着我。但是，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正是这本“黑书”，把我卷进一桩“现行反革命”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学，首犯则是与我经常见面的“插友”。案发之初，内蒙古公安厅的同情者传出口信，我半夜扒车跑回北京求援。当我为了逃票，钻进两节车厢之间的拱形顶棚时，在灰尘、蛛网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新阶级》中的一段话：“一个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时，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印红标将这个案子冠以“理论通讯”之名，写入他的博士论文《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