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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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王晓毅2009-12-15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扶贫工作，从1978年开始，在不到30年的扶贫工作中，已经有将近2.5亿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2007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剩下约2000万。许多国际机构对中国扶贫所产生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更表明，正是由于中国贫困人口的迅速减少，才扭转了世界贫困人口上升的趋势。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国际社会做出了千年承诺，要迅速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为此各国政府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在上升，与此不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

2、困人口也在迅速减少。[1]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对中国扶贫效果的一些质疑，这些质疑主要集中在脱贫的标准比较低，而且国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低标准和差距扩大在对中国扶贫工作赞扬声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首先是认为中国的贫困标准偏低，按照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两个贫困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绝对贫困人口的标准，也就是按照人均食物支出和非食物支出的最低标准，确定一个收入线，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被认为可以维持温饱。绝对贫困线大体在农民年人均收入在625-680元之间，每年会略有不同。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低收入线，低收入线略高于绝对贫困线，大体上在860到9

3、60元之间。[2]尽管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是很快的，但却是在比较低的标准上实现的。比较起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我们的绝对贫困线比较低，按照2003年的评价购买力，我们的绝对贫困线只相当于每人每天0.75美元，低收入线大体相当于每人每天一美元，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中国还有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此外，按照现有的贫困标准，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群，也就是处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之间的人口，是非常不稳定的，尽管他们的收入已经过了贫困线，但是随时都可能重新回到贫困人口中。即使不返贫，他们的收入也很低，难以维持其生活。如果我们用国际通用的每人每天2美元来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就

4、更大，差不多超过2亿的农村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中。其次，中国的扶贫经常只关注基本的生存需求，缺少从发展视角看待扶贫问题。中国的贫困线只是维持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比如，我们的贫困标准是按照60%以上的收入用于食品支出来制定的，而且这些食品支出只关注了维持生存所需热量。计算贫困人口的支出是按照每天每人2100大卡的热量计算的，这个标准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由于只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们发现，贫困线的水平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制定贫困线的时候，贫困线为200元，相当于当时农民人均收入的50%。到2005年的时候，贫困线只有当年农民人均收入

5、的1/5。2006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587元，是农村绝对贫困线693元的5.2倍。是低收入线693元的3.7倍。随着经济发展，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加，受到现代消费的影响，他们开始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消费，与此不同，扶贫的目标还仍然是满足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需求。尽管从政府扶贫的效率看，在贫困人口数量很大的情况下，较低的贫困线有助于集中资源帮助最贫困的人口，但是较低的脱贫标准也造成了按照官方统计已经脱贫的人口，其生活仍然很艰难。第三，中国过去的反贫困主要集中在提高农民的收入，侧重改变经济贫困。在过去的30年中，农村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比较农村改革之前，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尽管

6、其增长速度落后于城市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逐渐显现出来，农村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农村公共服务事业滞后于经济发展，并成为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随着学校教育向城市集中和农村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削弱，农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远远超出了一般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学致贫和因病致贫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近年来，政府意识到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低收入问题，公共物品不足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为公共物品的严重不足加剧了农民的风险，尽管他们也许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其脆弱性也在增加。因此，单纯强调收入增加的反贫困战略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反贫困成就是在

7、两个背景上取得的：第一，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农村内部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所以一方面贫困人口在减少，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但同时贫困人口与非贫困社会阶层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是在1950年代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其典型特征是城乡相互隔绝、不能自由流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在过去的30年中，二元结构的城乡关系逐渐出现松动，比如城乡间的流动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农村外出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城市制造业的主要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