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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_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_陈春良》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陈春良易君健内容提要本文在扩展的犯罪经济学模型中推导了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利用1988～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展开计量分析。在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及其他相关社会经济变量之后,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相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显著上升0.37%,绝对收入差距每上升1%,刑事犯罪率将显著上升0.38%,该结论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中保持稳健。关键词收入差距刑事犯罪固定效应模型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
2、8至200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4%,成为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之一。①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李实,2003;GustafssonandLi,1998、2002;KnightandSong,1999;LuandChen,2006)。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9(世界银行,1996,中译本)上升到1995年的0.45(赵人伟等,1999),之后一直保持在0.40这一国际不平等警戒线之上,并且在2000年之后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李实,2003)。收入差距扩大与贫富分化将导致一系列负面的社会经济影响(王永钦等,2007),社会治安状况
3、恶化是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BenoitandOsborne,1995)。治安状况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2004年,全国刑事犯罪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为7.5%,略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但是从1988年至今,刑事犯罪率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12.5%,超过了同期人均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胡联合等,2005),其中,2004年的犯罪增长率更是高达14%。虽然目前中国的犯罪率仍低于西＊陈春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310035电子信箱:cnethernet@163.com;易君健: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电子信箱:Jack.cuhk@gmail.c
4、om。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张俊森、清华大学李宏彬、浙江大学姚先国、史晋川、干学平的指导,以及山东大学黄少安与第五届法经济学论坛参会者的有益评论与建议。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易行健进行了详细讨论;两位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修改也提出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此外陈春良感谢浙江省社科基金(06CGYJ07ZB)和浙江工商大学青年人才基金(Q07-06)的资助,易君健感谢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研究”(06JZD0014)的资助。当然,文责自负。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世界经济＊200
5、9年第1期·13·收入差距与刑事犯罪: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方发达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率的增长速度却是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3到4倍(胡联合,2006)。这说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图1描绘了1981～2001年中国刑事犯罪率与基尼(Gini)系数的时间趋势,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Gini系数与刑事犯罪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同周期趋势。①因此,中国经济转型期间收入差距对刑事犯罪行为的影响构成了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评述已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节扩展传统犯罪经济学理论模型,探讨收入差距影响犯罪供给的传
6、导机制;第四节设定计量模型,描述数据和变量;第五节报告计量分析结果;第六节总结全文并讨论相关的政策含义。图11981～2001年中国Gini系数与刑事犯罪率数据来源:Gini系数引自Ravallion和Chen(2007);刑事犯罪率引自胡联合等(2005)。二文献述评众多犯罪社会学和犯罪经济学都肯定了收入差距扩大将导致犯罪率上升的假设。总体上,犯罪社会学假说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型塑,即收入差距导致对抗性社会心理的形成,比如,相对剥夺感上升(Merton,1957),群体异质性提高(ShawandMcKay,1942)以及亚文化冲突引发的社会失序(BlauandPeter,19
7、82)。相反,肇始于Becker(1968、1991)的犯罪经济学主张立足于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理性选择框架,理解收入差距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思路的基本逻辑是:微观行为主体权衡合法市场与非法市场的收入以及被逮捕的概率,按照期望效用最大化标准确定非法劳动市场的最优供给规模;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低收入群体就业(生存)条件恶化将提高其从事犯罪活动的潜在激励,从而导致更多人“理性”地选择了犯罪。经过Ehrlich(1973)、Sjoqu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