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媒体公共性建构及其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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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媒体公共性建构及其现实困境摘要：公共媒体的公共性问题一直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论题。在实践层面，深嵌于不同历史结构与政治图景中的公共媒体的公共性建构方式颇为不同。特别是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先行与主导的媒体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台湾公共电视，其公共性建构与实践的独特经历引人关注。从结构论与过程论双重视角出发，对台湾公共电视公共性建构过程中的理念形塑与实践发展予以梳理，可以发现台湾公共电视的成长既与台湾政治民主化历程紧密扣合，也是在政府、政党、民间团体等各利益群体的互动、呼吁与回应下共同完成的。但同时，台湾的民主政治

2、仍不成熟，威权统治的残余、深层的族群对立以及公民文化的欠缺同样阻碍着公共电视的公共性施展，使其陷入现实困境。关键词：公共性；台湾公共电视；公广集团中图分类号：G22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78-08收稿日期：2012-06-08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制播分离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机构治理模式创新研究”(12YJC860051)；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制播分离背景下的广播电视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及其创新路径”(2012C105)作者简介：殷琦，女

3、，湖北孝感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作为一项重要的传播制度，又因具有鲜明公共机构特征，公共媒体及其发展备受关注。但是当前关于公共媒体的讨论多囿于欧美国家，并将这些西方模式作为一般性存在予以论述，事实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社会历史背景及媒体制度孕育下的公共媒体模式是迥然相异的。中国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变迁过程与政治发展面貌使得我们难以用西方公共媒体的既有经验与线性历史逻辑来解释与思考台湾公共电视的形成及其公共性实践。在西方公共媒体备受冲击而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台湾却在政治民主转型与商业体系先行和主导的

4、媒体环境中建立起公共电视台，并将之集团化，其发展经历作为公共媒体公共性建构的独特样本值得深入研究。一、公共性、公共领域与公共媒体的兴起“公共性”作为一个炙手可热又颇受争议的词语，常与“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空间”等词语一同出现，不同学科领域与理论背景下的公共性内涵与规范的理解颇为不同，大致形成了公共物品说、公共需要说、公共事务说和公共领域说等不同观点，对于公共性存在的场域，有的指向公共权威领域，有的指向公共舆论领域，有的指向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但无论于何种语境中，"公共利益”、“公众的”、“公

5、开的”都被视为“公共性”的应有之义。传播学界在讨论媒体公共性时，常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其诠释与批判的工具。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将“公共性”作为理解“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认为公共性本身就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相对立，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他将个人批判性意见的自由表达视为实现公共性的必要条件。在哈贝马斯看来，17世纪末英国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与政党报刊的建立推动了公共领域发展，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报刊对当局的政治决策展开讨论与批判，以此

6、影响公共权力机关的政策，与咖啡馆、沙龙等场所一同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并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但19世纪中后期商业报刊对政党报刊主导地位的取代却使得资本主义侵入，造成媒体媚于政治势力与商业利益的现象，商业媒体对广告的依赖使受众由批判性公众沦为消费大众，政党也通过广告与公关实现其对于公共领域的操控。于是，媒体的公共性论述被权力或金钱所主宰，从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沦落为操纵伪公共领域的工具。虽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述因存在一些偏颇之处而受到质疑，如聚焦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却忽略平民公共领域的发

7、展，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具批判性过于理想化的表述等。但其关于公共领域的论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媒体公共性研究的基础，如潘忠党将媒体公共性界定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用哈贝马斯的语言，就是媒体必须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而展开其实践。而且哈贝马斯对商业化和资本力量对媒体公共领域的蚕食及影响的批判也清晰地反映出，在现实运作中，体现公共意志的公共领域本身已经被各种利益团体所侵占，消费主义色彩浓厚的伪公共领域凸显，'‘公共性”逐渐弱化。因此，建立一个既能独立于政治与资本控制的媒体公

8、共领域，以此保持媒体独立性与实现媒体公共性尤为重要。在实践层面，不受政府直接管制又不受市场压力的公共广播电视媒体的兴起被视为媒体'‘公共性”形态建构的关键内容，并且公共领域理论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辩护。史蒂文森(Stevenson)曾将此总结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公共领域强调独立的批判辩论空间，而公共广电在理念与制度运作上强调独立于经济与国家，正是提供了这一空间；第二个层面则是公共领域可以为不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