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话语审视《2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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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政治话语审视《2条命》在80后作家群体中，春树以其特立独行的文风、惊世骇俗的人生选择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奋不顾身”地讲述了发生在“北京娃娃”身上的故事之后，春树在《2条命》中为读者讲述了发生在遇断和楠楠两个女孩身上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在跳跃、零乱的讲述中，春树又一次展现了女性作家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传统男权社会的反抗。当读者从社会的政治话语角度审视《2条命》时，将会发现这是一种弃置传统的女性书写方式，在娓娓道来中向世人传达着80后一代人对社会的思考。读者在审视小说后意识到80后一代人并非单纯追求自我，他们的思维中跳动着传统的价值表达

2、。一、弃置传统的女性书写方式小说《2条命》在凸显女性作家独特的人生思考的同时,为读者重新审视80后作家的创作方式提供了新的参考。春树的小说往往会令读者、评论家将她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本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很多读者认为《北京娃娃》中的林嘉芙的成长经历就是作者走过的道路。这种认识或许有几分合理性，因为春树的人生的确是特立独行、不合于世俗的；同时，从辍学到混迹于社会，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总是带有作者本人的痕迹。对于春树而言，她在小说中描写的女性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时尚元素表达和物质生活的探索，而是在更为深层的逻辑层面向读者传递着不苟于传统的书写方式。她的小说《

3、2条命》在继续向读者展现80后一代人所经历的“残酷”青春时，将80后女性作家对于女性书写方式推向了更为宽广的意义层面。'‘女性书写方式”并不是具有准确内涵与外延的概念，人们更为倾向于将作家在文本中描写的关于女性的事件以及与女性社会身份的认定存在紧密联系的文学文本纳入到女性书写方式的范围内。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女性书写方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呈现、表达、传递女性社会地位认同的多元价值评判。因此，作者不仅可以将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关于女性社会地位的评判表达出来，也可以将自己所经历的社会生活、自我对社会的观察阐发出来。当这种表达在文学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之后，它

4、甚至能够超越传统的男权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领域，从而构建起具有全新价值视域的女性书写世界。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身体写作、欲望写作思潮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同时暴露出很多问题。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作家们通过展示女性的身体表达女性的权利的同时，“明显会产生破坏男（父）权传统等级秩序的效果，如其中逃离公众话语控制的私语化写作，规避中心性事件的边缘化写作，针对男性话语系统的抗拒性写作，都是其中非常重要却又容易引发争议的方式”[llo在这样一批女性作家的笔下，读者不仅看到了那个时代女性在社会上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心灵世

5、界。随着80后作家登山当代文坛，“女性书写”的模式逐渐被弃置。以张悦然、春树等人为代表的80后女性作家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展现她们眼中的女性世界。正如莫言在评价张悦然的创作时所说："记录了敏感而忧伤的少年们的心理成长轨迹，透射出与这个年龄的心理极为相称的真实。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向往什么、抵制什么，这些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答案。”不同于80年代女性作家丰富的社会阅历、冷静的人生思考、大胆的肉体描写，80后女作家们相对简单的成长经历促使她们选择新的人生道路。无论是春树笔下《北京娃娃》中的林嘉芙，还是张悅然在《誓鸟》中描写的传说，都只是在表达80

6、后作家成长经历的一种形式而已，在日趋自由的政治话语时代中，她们在借鉴前人表现女性心灵世界的同时，将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80后一代人特殊的成长经历上。二、80后的政治话语表达中，80后作家对于主流意识话语的反抗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我们也必须注意的一点是，80后的作家们似乎并不反感将自己的创作与政治话语表达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春树的长篇小说《2条命》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春树以一种想象的真实取代了事实的真实，以一种虚拟的表述取代了那种纪实的表述，从而走出了自传性或半自传性的写作的桎梏，实现了她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新的超越”[2]。在人数众多的80后作家

7、群体中,春树的出现并非完全是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当她在2002年正式出版《北京娃娃》后，残酷青春就成为了她的标签。小说的主人公经历的另类青春岁月令读者感到无限的沉重,在近乎实录式的描写在小说《2条命》中，春树描写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在楠楠和遇断的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或者说是人生道路的两个不同阶段。在楠楠的身上，徘徊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痛苦令她感到了人生的困惑；在遇断的身上，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已然走过生活雾霾的女孩，她正享受着生活的阳光雨露。如果仅仅将楠楠和遇断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小说的主题，对于春树而言，她要讲

8、述的是发生在同一人物身上的两面人生。在80后一代人的成长道路上，褪去了宏大的历史主题，消散了国家命运的宏伟蓝图，留给他们的只有困惑与迷茫的人生。当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