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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7年第3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在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所谓“过渡经济学”中居于重要地位。由于这一分析的纯经济理论角度,也由于迄今为止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实际进程的深度所限,过渡经济学,特别是其关于“改革成本”的论述长于逻辑推演而疏于实证分析,作为分析前提的某些假定也显得过强,抽象掉的因素过多。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最重要实例,中国以及原苏联东欧各国改革的最新发展和其结果的渐露端倪,使研究者有可能就改革成本与制度变迁的特点等作稍为具体的探讨。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种
2、尝试。本文将从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的概念入手,分析改革成本理论在解释实际改革过程中的适用性及欠缺,并希望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一些在分析改革成本时被忽略的因素补充进去,以使改革成本理论更接近于各国制度变迁的实际过程,更好地解释这一过程。同过渡经济学一样,分析是论说性的而非形式化的。一、关于改革成本概念及进一步讨论可以把改革成本理论的有关内容表达如下: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其发生与否及其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只有当改革(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这一过程才有可能发生;在几种可供选择的改革方式(一步到
3、位式的激进改革、分步进行的渐进改革或者偏向于两极中某一极的中间状态)中,被选中的方式应该是改革组织者(制度主体)在现有信息条件、有限理性以及其它约束下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卢现样,1996〉。对改革成本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理解强调成本即国民收入的损失。一项制度变迁带来了社会成员的紧张不安或收入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带来消费者的不满和抱怨,带来社会动荡等等,但只要这种不满、抱怨或动荡没有造成国民收入的实际损失,就可以不算作改革的成本。只有当国民收入因此而受到损失,才把损失额计入改革成本〈樊纲,1993〉。对改革成本的广义理解既包括上述国民收入
4、的损失,也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工、社会动乱、战争等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的损失〈盛洪,1994,〉。改革成本可以作进一步的具体区分。从制度变迁时间过程的角度,可以将改革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刘世锦,1993〉,类似地还可以把改革成本区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高海燕,1995〉。更为有意义的一种区分是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其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
5、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32©1994-2010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摩擦成本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分配而带来的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和反对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摩擦、动荡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樊纲,1993〉。渐进
6、改革和激进改革两种典型的改革方式在改革成本上的特点是不同的。渐进改革由于有较长时期的两种体制并存局面,制度之间的不协调较多,完成整个制度变迁需要多次的“谈判”“、签约”,因而实施改革的交易成本(实施成本)较大。但渐进改革只是局部地、一点点地危及和损害某些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且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的增加,可以对受损的利益集团给予“补偿”,因而改革过程受到的反对和抵触也较小,由社会动荡造成的经济损失(摩擦成本)较小。激进改革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整个制度变迁至少在理论上只需一次签约,因而实施改革的交易成本较小;但由于激进改革
7、一下子剥夺了许多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其受到的抵触和反对就大得多,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大得多。以上是“过渡经济学”关于改革成本的主要观点。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过渡经济学一直努力用新古典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因素,象分析其它生产要素一样分析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供给和需求、均衡和失衡,并且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尽管如此,对制度的新古典分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生产的其它物质要素的分析那样的精确程度。因为制度作为界定和规范人及组织间关系的规则,其中包含着太多人的因素,太多主观感觉因素。制度变迁能否发生取决于制度主体(个人或个人的某种集合)对制度
8、变迁收益(效用)和成本的估计,取决于新制度的“外部净利润”,而由于制度主体的“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