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考古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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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周考古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研究OntheClanBadgeWritingandtheClanRelationshipintheArchaeologicalStudyoftheShangandZhouDynasties作者：雒有仓作者简介：雒有仓，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文出处：《文物世界》(太原)2010年第4期第11-15,32页期刊名称：《先秦、秦汉史》复印期号：2010年06期　　商周考古常常发现青铜器上铸有族徽文字。这些材料由于具有较明确的时代和器物组合关系，是研究当时族氏关系的重要资料。从现有考古材料看，族徽文字所反映的族氏关系主要有三方面：（1）同一墓葬所见

2、族徽文字及其反映的族氏关系；（2）同一墓地所见族徽文字及其反映的族氏关系；（3）同一族徽在不同地区出现所反映的族氏迁移与流动。关于这三方面的研讨，有关考古发掘报告及研究论著均有不同程度涉及，但从总体上进行综合研究者尚不多见。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问题进行概括性考察。限于篇幅，以下所论只限于第一方面，其余容另文再述。　　一　　从目前已发掘的材料来看，同一墓葬出土的族徽文字，大致分为两种情况：（1）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或者明显是以一种族徽为主。这种墓葬时有发现，占有一定比例。（2）一个墓葬出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族徽文字，有些根据铜器数量和亲属称谓可以判别主次，确定其与墓主的关

3、系；有些根据铜器数量和亲属称谓难以判别主次，不能确定其与墓主的关系。这种墓葬也时有发现，占有一定比例。　　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我们首先需要区别有关青铜器墓葬材料的性质。众所周知，商周青铜器墓葬数量众多，但有许多被盗掘，只有少数保存完好。我们认为，未被盗扰的墓葬所出土的青铜器族徽文字，能够准确地反映当时的族氏关系，而被盗扰的墓葬因部分或大部分铜器被盗，通过族徽文字判断当时的族氏关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甚至完全失真。因此，为了使有关讨论能够建立在较为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上，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的讨论，我们所选择的墓葬都是未经盗扰者，凡被盗扰的墓葬一般不予以讨论。但是，一个墓葬只要出土两种以上的族徽文字，

4、无论其被盗与否，均不影响我们对该墓葬具有较复杂族氏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讨论第二种情况时，我们对于铜器墓葬是否被盗扰，一般不作严格区分。　　二　　在商代考古发掘中，一个墓葬只出一种族徽的情况时有所见。其年代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阳发掘的花园庄54号墓。该墓属中型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未经盗扰，时代为殷墟二期，共出青铜器310余件，其中礼乐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据发掘报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裆圆鼎（M54.166）、圆鼎（M54.240）、甗（M54.154）、方斝（M54.43）、觚（M54.120）、钺（M54.86、M54.89）、卷头刀（M5

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铸有铭文“亞長”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铜器上，只有铭文“長”字。据此可知，“長”为“亞長”的省称，应为墓主的族徽。按该墓出土有7件铜钺，又有大型卷头刀以及大量铜戈、矛等兵器发现，其中Ⅰ式铜钺呈长斧形，长40.5、刃宽29.8厘米，重5.95千克，仅次于妇好墓所出的大铜钺，说明墓主是当时的一位高级军事首领。发掘者认为，这种情况与族名“長”前冠以“亞”称相符，说明“亞”为商代武职官名，“長”为族名。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从以上情况看，花园庄54号墓属于只出一种族徽的墓葬，可知一个族氏使用一种族徽的习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经形成。我们知

6、道，一个族氏名的出现，它决不是孤立的，一般与其他族氏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会在族氏的标识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园庄54号墓所见的長族，是否也与其他族氏存在着某种联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发掘的长子口墓，为我们认识長族与其他族氏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太清宫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随葬器物丰富的墓葬，大约晚于花园庄54号墓300年左右。该墓出土青铜器235件，计有礼乐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车马器78件、杂器12件[2]。其中有铭铜器54件，均为礼器：铭一字者4件，铭文为“子”；铭二

7、字者3件，铭文为“子口”、“戈丁”、“尹舟”；铭三字者39件，有37件铭文为“長子口”，另2件为“□父辛”；铭四字者2件，铭文均为“長口子口”，亦即“長子口”；铭七字者3件，铭文均为“長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迹模糊，推测可能为7字，其中2件可辨识的铭文为“父……”，1件为“子口□作……”。从以上铜器铭文看，有42件铭刻“長子口”，加上显系对“長子口”不同称谓的“子”、“子口”等6件，共计48件铜器可以确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