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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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亚当·斯密与“亚当·斯密问题”聂文军(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81)[中图分类号]B5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6-0017-07一“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与斯密的自相矛盾1.“亚当·斯密问题”的产生“亚当·斯密问题”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他们认为斯密最初在《道德情操论》中主张同情或利他是人的本性,而在后来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却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转而把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由此造

2、成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对立。从学术思想产生的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落后的德国与先进的英国之间的现实矛盾。立足于德国的特定条件的经济学家们追随弗·李斯特,反对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普适性,认为斯密强调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经济学不能适应德国的实际状况,德国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国民的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旧历史学派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将道德、宗教、习俗和适当的标准指认为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强调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使人注意[1]德国经济面临的特别的条件”。这些德国学者认为,“起初认为人类交往是

3、基于人们相互之间所感受到的一种同情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在某个时候变成了把自利视为激励人们行[2]动的东西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的两本书完全不一致;斯密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经[3]济学家,但他不是哲学家。”旧历史学派着力批驳斯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不断揭示其内在对立。新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LujoBrentano,1844～1931)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把抽象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批判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由此引起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庞巴维克的反驳。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除围绕斯密经济思想存在分歧和论争以外,更主要的是关

4、于斯密《道德情操论》中人的本性与《国富论》中人的本性的论述是否一致的问题。这一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对斯密两大著作关系问题的论争持续了约一个世纪,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亚当·斯密问题”。2.“亚当·斯密问题”研究的历史发展自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之后,多数学者都把斯密看做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一观点几乎成为传统信条;包括原苏联学术界也不例外。20世纪初,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认为,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对于同情心的定义,就是‘对于别人的遭遇的关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4]是个人利益”。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世

5、界和《国富论》中的经济世界是两个相互区别、相互对立的世界,而且“斯密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在‘伦理学’中变成了相17[5]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他主义”。卢森贝认为斯密未能把他的两部著作中的思想统一起来。随着现当代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随着伦理学与经济学学术分工的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缺陷的不断显露,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伦理与经济、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重新解读“亚当·斯密问题”。D.D.拉斐尔(D.D.Raphael)和A.L.麦克菲(A.L.Macfie)在1990年为纪念斯密逝世20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是一个基于无

6、知和误解的伪问题。先读了《道德情操论》的早期某一版本然后读了第六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同一个人写下了这样一本书和《国富论》而有感到迷惑的任何轻微的意向,或者认为他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斯密的伦理学和对人类行为的论述在1790年的第六版中和在1759年的第一版中是基本相同的。虽有发展但不是基本方面[6]的改变。”我国对“亚当·斯密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朱绍文教授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当时社会中从事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的“中、下层平民”,在他们那里,“走向致富之路”与“走向道德之路”是统一的;对斯密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相对立的误解,“经过几十年的论争之

7、后,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对斯密道德哲学思想体系有了深入的研究,在经[7]济学界才得到澄清”。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认为,“斯密问题”并不存在,“所谓两书中存[8]在的‘亚当·斯密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待利己主义的态度是批判的,这一态度“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以‘自我控制’来裁抑利己主义,引者注)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在二书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在两人性论间存在着一个互相[9]补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