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公民教科书如何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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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早的公民教科书如何诞生2017-03-28 东方历史评论撰文：毕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1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浙江吴兴人方浏生编辑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两册），台湾教育史家司琦教授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公民教科书”。若限定在国人自编教本的范围，笔者同意司琦教授的论断。《公民读本》是1922年壬戌学制建立公民科之前为数不多的公民教科书之一，其“编辑大意”说明主旨是教授“公民所必需之知识及道德”，并列出八个要点：甲，民国组织之大要；乙，民国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丙，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之大要；丁，国家财用与国民生

2、计之大要；戊，法治国之精神；己，自治制之大略，及其能力之养成；庚，国际竞争及现世界之趋势；辛，民主国立国之元气。教本上册有国家、国民、民族、国体、政体、国会、政府、法院、国民之权利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课文，下册有军备、警察、户口、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货币、教育、生计、公众卫生、外交及欧战等课目。第一课《中华民国》，说明我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不足图治”，因而“起革命军于武昌，全国响应，清廷逊位，中华民国于是成立”。开篇讲述国体变革过程，给人强烈的历史定位感。《政体》一课对比立宪与专制，说明分权制衡机制：“立宪与专制之别，即在主权作用之有限无

3、限。盖立宪之国，既有宪法，以定政权所属。又设国会以立法。设法院以司法。政府失政，国会得弹劾之。诉讼裁判，法院主之。行政官不能干涉。故政治趋于正轨，人民无所冤屈。专制国则反是。政权无限，威福自专，人民冤苦，末由陈诉。积久溃决，必起革命。现代各国，或由人民请求，或由君主自动，均已改为立宪政体。否则人民革命，变为民主国体，而行立宪政体。我中华民国亦其一也。”《国会》一课告诉学生，国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国会之行为，不啻人民之行为”。国会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财政权：“凡政府收入支出，事前必编造预算，求国会之同意。事后必编造决算，得国会之承认。”《政府》一课讲

4、述大总统的性质、产生方式、权能及任期，并介绍国务院的组成及政务施行程序。《选举》一课强调“选举为人民之权利，故人民不当放弃选举权”，选举的原则是：“其人而果善也，虽与我绝无私交，我当举之。其人而不善也，虽权足以制我，利足以动我，我亦不当举之也……”课文最后总结中华民国的根本精神：“自大总统以至各级官吏，皆为国家之公仆。故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这些课文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基础的政治常识，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必备知识。很难想象在近百年前的教科书中已经有如此妥当周全的论述。该书为“国民学校”用书。民初学制划分小学校为“初等小学校”和

5、“高等小学校”，初小修业4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将“初等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修业年限不变。作者说明这部读本就是遵照《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而编。课文文辞雅驯、论述中平，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以近代国家结构和运行机制为核心，强调国体变更、政体改革的意义和中华民国的历史地位，这是一种宝贵的现代启蒙。读本的编辑者方浏生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搜罗查知他编写过数种教本。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儿童识字书《蒙师箴言》，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编写的高等小学用《新式修身教科书》已发行至第7版。该书的校订者皆是学有专精、具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学者——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

6、家、法学家、外交家王宠惠，1917年王宠惠结束护国运动后赴京担任法律编纂会会长，在此期间校订了该读本；另一位校订者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该著通过教育部审定并多次再版，市场影响俱佳。更重要的是，如果对照方浏生自己所编著、销量不错的《新式修身教科书》——观其第一册22课目录：慎独、不妄语、尚朴、有恒、进取、求知识、修技能、勇武、致良知、力行……，可以看出《公民读本》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知识结构，在知识内容和观念培养上与“修身”教本几无重合。在“修身科”尚未退出课程体系、“公民科”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它开创了日后公民教科书的知识体系，标

7、志着公民教科书的诞生。2方浏生的《公民读本》并非无源之水。众所周知，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已经产生了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结构意义的“公民”概念，不过古希腊的公民将妇女和奴隶等排除在外。近代意义上的“公民”伴随着资产阶级政体的确立而建立，公民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在各国宪法中获得认可。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公民”一词出现很早。《韩非子》中有“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但其含义略近于“具有公心之人”，并不具有政治参与内涵。正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的，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公民观念。晚清以来，近代政治常识尤其是国家制度学理等知识开始引介到中国。尤其是清末十年，日文法政类书籍被国

8、人大规模翻译出版。熊月之曾列举出清末“译作最多，成效最大”的若干法政著作，指出它们“将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