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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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郝时远在台湾,“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山胞)的研究。1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关键词族群政治族群族群政治国家认同作者郝时远,19

2、5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81)。1950年代初,对应西方学界ethnicgroup的中文“族群”一词开始为台湾民族学界使用。进入1970年代后,族群(ethnic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理论日益为台湾相关学科所关注和借鉴,进而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依托于“省籍矛盾”构建“政治族群”和操控“族群政治”的基本话语,由此挑起“国家认同”层面的“统独争议”,彰显了分化民众、分裂祖国的作用。在这方面,大陆学者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

3、研究①,本文拟从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交互影响的角度,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以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一、台湾民族学界早期对“族群”概念的理解与应用1949年以后,台湾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失去了大陆的田野资源,逐步形成了对台湾少数民族(山胞)和汉族民系、东南亚华人社会和其他国家或地区少数民族为主的研究格局。其中,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成为学界相关学科的基础,也是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基本田野依托。台湾民族学界在接续日本殖民占领时期日本学者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

4、上,对台湾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成果卓著。②①参见刘国深《台湾“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分析》、陈孔立《台湾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3期、2002年第2期。②根据台湾1945—1999年有关族群研究目录的统计,直接研究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的著作多达400余种,学术期刊论文700多篇,报纸论文近800篇。参见黄士编《台湾族群研究目录》(1945—1999)(台北捷幼出版社,2000年)。·123·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台湾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是通过史料梳理和

5、田野求证展开的。期间,对少数民族群体称谓在剔除古代历史文献中的“土民”、“番”、“夷”、“生番”、“熟番”、“高山番”、“平埔番”和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蕃族”、“高砂族”等后,经历了高山族、土著、山地民族、山胞(含山地和平地)、少数民族、族群、原住民、原住民族等统称的变化过程。目前,原住民一词使用最为普遍,原住民族次之,少数民族再次之。“族群”一词由于广泛应用于“社群”和自然科学领域,以致失去了最初的确指性而成为相当泛化的概念。①需要指出的是,“族群”一词不仅因应用泛化而为学术界所困扰,更重要的是它在当代台湾政治生活中

6、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族群一词是对应英文ethnicgroup的中文翻译,台湾民族学界使用族群并将其对应ethnicgroup一词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卫惠林在《曹族三族群的氏族组织》一文中指出:“关于曹族(tsao)系统现有之三族群”,即阿里山曹族、沙阿鲁阿族及卡那布族间之分类问题,至今尚无定论。②因此,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使用族群一词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曹族内部的三个族群的氏族组织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族群概念的使用具有确指对象,即曹族内部的三个分支。1962年,卫惠林发表

7、了《台湾土著族群研究的趋向及其问题》的主题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回顾日本人对台湾土著的研究情况时指出:“对于每一族的一群一社很少做过深入的继续的研究;对于每一专题,每一种单独现象,很少做过系统的比较分析。因此像欧洲学者对于非洲、澳洲、大洋洲、南北美洲诸土著民族社会所做的学术贡献日本人没有做到,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发表的语文的隔阂,而是由于他们深入的程度不够。”③所谓“深入的程度”当然是指对“每一族的一群一社”的精细研究,也就是类似于对曹族内部支系进行氏族组织研究和比较那样。他所倡导的“弃博而求精、舍约而求详”的研究取向,实

8、际上也反映了当时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微观化走向。虽然在这些文章中尚未涉及“认同”之类的族群理论要素,但是作者用族群这一概念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即对台湾“土著民族”进行“一群一社”更加细微的群体性研究。由于西方族群理论研究在60年代中期才形成气候,所以当时台湾民族学界并没有就此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在台湾,族群作为专业术语于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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