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炳文追寻史学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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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炳文：追寻史学的永恒价值来源：南开大学报发稿时间：2016-06-2108:38摄影/陆阳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省广宗县人。1966年毕业于我校历史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校历史系和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我校历史学院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和故宫博物院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被学界公认的唯物史观视角下写成的明史巨著《明史》上下册，还著有《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明清史蠡测》《明清考史录》《清代苗民起义》《清史》《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史》(明

2、朝卷)《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中国古代史》《中国通史》(第8册)《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明史研究备览》等(其中部分为合著)。本报记者陆阳在南开园，年逾古稀的南炳文先生依然保持着每日朝八晚七的研究生活。钻研了半个多世纪的明史，他从壮志少年到华发先生，不变的是治学的刻苦和对学术的痴迷。虽然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对工作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一年365日几乎天天不休息，甚至骑车上下班的路上也在1思考学问。书斋之中，他坚持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关于治学，他甘为人梯，坚持作有永恒价值的史籍整理。近日

3、，在历史学院一间满是古籍的研究室里，记者采访了南炳文先生。记者：请介绍一下您的明史研究之路。南炳文：1961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南开培养了我，让我明确了研究方向。在入南开以前，我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记时、记人、记事。入学以后，南开历史系的郑天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著名学者，通过言传身教让我渐渐明白，历史研究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把没有研究的问题弄清楚，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现实。历史是需要研究的学问，我就是这样走上了研究的道路。当时我们历史系只有一个研究单位

4、，就是郑天挺先生1956年创立的明清史研究室，其他都是教研室。郑先生当时是全国明清史领域的头号专家，南开明清史专业也被看作是全国最好的。入学后我们与教明清史的老师接触比较多，了解到从中国古代史方面来看，明史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当时主要有孟森撰写的约10万字的《明史讲义》，还有李洵的《明清史》，其中明代部分也只是几万字。大学二年级，我阅读了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受此启发产生了撰写大部头明代史专著的想法。从1962年开始，只要有时间，我就专注于明史，一直没有放下。1971年至1973年，我

5、被借调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主持中国通史陈列明史部分的内容设计。这项工作，促使我对明史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1979年，我与汤纲先生合写《明史》。其中，明初、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由汤先生负责，明中期、后期的政治、经济和南明时期由我撰写，文化部分则由我们两人联合撰写，全书最后由我统稿。经过多年努力，1985年、1991年分别出版了《明史》上下册，上册40多万字，下册60多万字。由于我撰写的南明部分篇幅过大，《明史》出版时，只得将南明部分改为简述。1992年又单独出版了《南明史》一书。2003年，《明史》一

6、书又被纳入“中国断代史系列”丛书，得以再版。2014年又出了第三版。记者：近年来您比较关注史籍的点校整理，为什么会有学术兴趣的转移？已经完成了哪些点校整理工作？南炳文：撰写完《明史》以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的科研该怎么作。像孟森先生这么资深的大家，做的学问都有一些局限性，我们这部《明史》肯定也有。这就像河里的浪花，只是一个阶段2性的东西，如果不往前发展，就会陈旧。但事情做到一定阶段，总得暂时放一放，等到条件重新成熟时，才可以重操旧业。而在这暂时放一放的阶段中，不能闲着，应当干点其他工作。明代历史有一

7、点和其他朝代历史不太一样，就是中国印刷术真正发达起来是从明朝中期开始的，从而使明朝留下大量历史资料。因此尽管清朝官修《明史》修得很好，但是书中的错误也很容易通过查阅其他资料找到。1978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量古代文献得以影印出版，有的还实现了数字化，这为整理历史古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历史研究者离不开基本的史籍，因此我和汤纲先生共同撰写的那部《明史》完成后，我选择作基本的史籍整理，对一些常用的大部头文献、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修订。比如《万历起居注》有价值的版本原先国内和日本各只保存着一部

8、，且皆残缺而互有交叉。从2000年开始，我分别辑录出其共有和独有的内容，并详加校勘和补正，同时与明朝奏疏等文献进行比对，基本上“复活”了这部书。2010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辑校万历起居注》(共6册)。此外，《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两书仅存于日本，国内学界关注较少，我也对之进行了引进、校勘和整理，201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题名《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共3册)。2007年以来，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工作，这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