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外哲所四十年尊师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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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大外哲所四十年，尊师琐忆     哲学系的系庆，我自然高兴，我是哲学系77级本科嘛。可外哲所也四十大寿了，没人问，没人庆，相比之下真让人觉得那只是一个空壳儿，有些冷落，不觉有些心寒，自己写个东西聊以慰心，感恩，感念师恩，也祭先生们在天之灵！说我们学校的外哲所几起几伏，合合分分，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似有似无，似无似有，有点儿天下大势的味道，多灾多难应该是没错的。外哲所全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64年。当时，我国刚刚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走出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根据当

2、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要建立几个研究所，了解并研究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哲学和国际问题。北大建立了两个独立建制的系级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所就是其中之一。第一任所长是洪谦教授。根据当时教育部给北大的通知，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存在主义）、西方哲学史、自然哲学等为研究对象”。四十年前，即使是在那种政治意识形态极其强大的封闭状态下，学界的大多数对外面的情况知之甚少，我们似乎还有那么点儿较为明确的研究目标和方向。   但是，好景不长，

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哲所还没能干些它被希望干的事情（至今可见的，唯有洪谦先生主编，商务版《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了吧），就被卷入了那股势不可挡的“革命”大潮，随之浮沉，没几天就沉没在那荡涤一切的污泥浊水之中。刚刚从哲学系分出来的几位老师，又回到哲学系，和大家一起去革命和被革命了。外哲所便也不成其为外哲所，几乎可以说是“消亡”了，学术在政治面前之无力由此可见一般。   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学校当局把几个研究所合到一起，外哲所便也有几位老师又从哲学系分出来，到了研究所（可还不是真正的外哲所）。文化大

4、革命结束了，高校恢复了考试招生，外哲所于1978年正式恢复系级建制的研究所。所长仍为洪谦教授，副所长是熊伟教授。当年，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外哲所真正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此起步。   外哲所从建所到今天已是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可说的事儿太多了，世事变幻，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说也罢。可其中不能不说的是两位曾任所长和副所长的老先生，洪谦和熊伟。学术是随着人走的，外哲所有了这两位当家人——洪先生，维也纳小组早期成员，小组领袖石里克的助手；熊先生，海德格尔亲炙弟子，在华唯一嫡传——他们清楚当今哲学该干什么，如何

5、去做，又碰上了好时候，没几年，学术、学生都大有长进。从那时算来到今天，不过区区二十余年，他们所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主流学派——自逻辑实证主义始的分析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所创现象学解释学哲学——在我国内的传播，研究不但遂成风气蔚为壮观，且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影响了许多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进路，其间，外哲所及其后学的成长、发展、起作用，自不在话下，而当得首功的无可争议的是二位先生。然而如今，两位先哲，均已作古，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可对我们这些曾沐浴师恩的学子，会常觉他们虽人已驾鹤仙去，而音容宛在，每每因些须小事，忆

6、起桩桩件件亲身所受耳提面命的教诲，心中烦恼，世间琐事，稍觉释然，却也唏嘘不已，人走了，不可复生，而今物是人非，不知先生在天之灵，又作何想？也许，他们会有点滴遗憾，因他们不在，不仅不在位，也已不在世，无力回天，否则，外哲所以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恐不会受再次撤消实体建制，被并入哲学系的无妄之灾（真的，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校方就是非把外哲所的系级建制撤消不可，无论怎么说也没用，确非我辈力所能挽）。也许，依二位的禀性，会默然微笑不语：却怎见那刚刚撤消不到两年的外哲所，又因上方须以系级实体研究所方可入选“基地”的要求，忽又复生，

7、真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至今日四十寿辰无人知晓，无人纪念，何至于此？所为何焉？为权？为利？为学？不知道，不可说，可笑总有一点儿，在天之灵不语，世间人又作何感？不可说，不可说。只是学生自觉愧对先师，唏嘘而已，没笑。   两位先生，学有分疏，各领风骚，性情亦迥然不同，大异其趣。然而，在学生眼中，不仅同尊为师，且窃以为，为师也有一二相似处。其一，二人同由大师指点，自年轻时，便去西方学习，在欧洲，又各受不同大师点拨。洪先生自幼聪颖，又因与梁家世交，早年曾受任公指点，后任公荐先生赴东瀛留学，不期导师过世，遂归。任公又力主先生

8、去德国，到耶拿。学成后，在逻辑实证论创始人石里克身边工作。熊先生自小家境有变，由黔来京求学，在北平四中未毕业，便“混入”（先生自语）北大预科，不多日，转入哲学系，后由当时系主任张颐推荐得识适之先生，胡适以允先生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方式助其赴德留学，后虽未果，却也是无价的勉励了。临行，张颐先生赠古砚以资鼓励，还念念不忘，赴德访问期间，又亲赴弗莱堡探望先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