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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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张京华摘要:子学以“入道见志”为基本原则,史学以“实录”、“良史”为基本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史记》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它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子书,司马迁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立场。后世对司马迁的褒贬不同的评价,可以由此得一解释。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

2、)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

3、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

4、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菿汉三言·菿汉雅言劄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

5、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幾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

6、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9](《法言·重黎》)一则称其“爱奇”,[9](《法言·君子》)扬雄的评语恰好说明了司马迁的二重特点。司马迁是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一官所守,一技之专,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为子学。伊

7、尹之子学在于“五味”,师旷之子学在于“五音”,司马迁之子学则在于其“良史”。以《伯夷列传》为例。《伯夷列传》于七十列传位居第一,葛洪称其作传意图为:“迁发愤作《史记》,其以本于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10](《西京杂记》卷四)《伯夷列传》的传主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计788字,自“其传曰”以下为史迹“正文”,仅218字。“正文”前后全为议论,计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语四处,谣谚四处,贾谊之语一处,议论辗转反复,而终之以疑问。后世“正史”之中,此类传记文章

8、实为绝无仅有之作,以至刘知幾从史学体例一方面对他提出批评,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者哉?”[1](《史通·论赞》)但是也有与刘知幾相反的批评,如文中子王通就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11](《中说·天地》)则是认为司马迁于议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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