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历史文化

《泉州历史文化》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走进泉州的历史和文化泉州是福建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又称鲤城、刺桐城、温陵，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地处福建东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泉州港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同时泉州也是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泉州历史文化悠久，构成其人口的主体为古老的中原河洛人，河洛语之一闽南语为泉州的主体语言。西晋年间，中原发生五胡乱华，河洛人衣冠南渡，定居于泉州晋江、洛阳江两岸，今泉州自此兴起。迄今泉州每个家族的姓氏均对应一个或多

2、个郡望堂号，代表了泉州人的古代中原来历。唐、宋、元朝，泉州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大港，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马克·波罗认为只有亚历山大港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甚至比亚历山大港更加宏伟。当地人们普遍信仰宗教，各种宗教的雕像、寺院、教堂林立。古代泉州河洛人民信仰道教，至唐朝时期佛教则更为鼎盛。宋、元时期的泉州，对外贸易发达，因此也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信仰的天主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故泉州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五代太守留从效为发展泉州奠定伟大功绩；明代时期，泉州著名的古代思想家李贽为延续和创新汉文明矢志不渝；明后时期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保

3、全汉文明和抵御外侮南征北战。泉州还是多名杰出海外华人的祖籍地，非常著名的有：菲律宾国父荷西·黎萨，印尼前总统瓦希德。泉州迄今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明，主要的代表有汉族原生态曲艺“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布袋戏等。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古闽越人就已开始。其中儒商文化在泉州经济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推动泉州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加上泉州人“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使得泉州经济不断的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为福建省的经济巨头。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

4、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诚信，是儒家倡导的重要道德规范。儒商的经营原则是“诚笃不欺人亦不疑人欺”，所开办的商号买卖公道、童叟无欺，获得了长久而良好的商业信誉。儒商奉行的诚信为本，还表现为守法重约。儒商大多从小就受到“安分守法”的庭训，有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能够信守契约和法条的要求与原则。这些理念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现代社会，资讯发达、信息透明、法制健全，无论从商从政还是为人处世，惟有坚持诚实守信、平等待

5、人、彼此无欺，才是长远制胜之道，才能有效促进人的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同时，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除了从制度设计上发挥法律与契约的规范作用，还应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与契约意识。义利，是儒家关注的核心价值命题。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商把“重义”视为经商的重要原则，强调宁舍利取义而不见利忘义。明代一位著名晋商在总结其经商经验时提出，商人应与士一样，讲究道德修行，做到“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今天仍然是促进人的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在社会分工与合作十分发达的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化

6、程度空前提高，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有机统一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互助友爱等，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的“大义”所在。每个人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并有助于促进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同时是否妨碍他人合法利益的实现；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使前者服从于后者。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求真而务实的泉州商人，不拘泥于传统封建理学的言义、言理、不言利的旧观念，把义与利有

7、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又信奉谋利而不忘义，谋利就是为了义，有了利才能真正实现义。否则，空谈义，不谋利，于事无益，于家无补，一切徒劳。泉州商人知书明理，通情达理，在儒家文化熏陶下，他们为人处世礼让三先，轻易不与人争斗，给人以谦恭、儒雅的良好形象。在处理商务活动中，他们以理在先，遵守规矩，守德守义守信。与人相处讲道理，明是非，这使得泉州商人在商务活动中，给人以信任感、可靠感，如此便使其生意不断地做强做大。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泉州宝贵的经济文化的基础，更是泉州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人文支撑。说到泉州的历史与经济，海上丝绸之路

8、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