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从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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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商的从商理念    如果说“求富益货”是山西人走向商途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则是山西人重商崇商思想观念的根据，或者称做山西人从商理念的指导思想。     明、清时期，在山西，“求富”崇商的观念深入人心，养儿去经商成为家家户户的第一夙愿。农村少妇哼唱小儿催眠曲时唱道:“我妹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摇篮曲生动地说明，当时人们对从商做买卖的向往是多么的强烈，连哄小孩睡觉都不忘走关东。在“朝廷贱商”的社会背景下，在“士农工商”的排列中，商为末。山西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经商做买卖要比走

2、仕途做官强得多。山西商谚云:“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驻个茶票庄。”对儿孙们提出的学习榜样是:“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个，大子雷履泰(雷为日昇昌票号大掌柜)，次子毛鸿翙(毛为口昇昌票号协理、二掌柜)，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程为日昇昌票号内事、三掌拒)。”这三个人都是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的主要领导成员。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商谚俗语中，不难看出，山西人望子为商的思想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要求富，去经商，在民间已是蔚然成风。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于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九

3、日上奏朝廷的奏折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的朱批谕竹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肤所悉知。”这就是说，当时山西人的思思观念是，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去读书应试走仕途。这种思想观念，连雍正皇帝都了如指掌。可见山西人当时求商崇商之风浓于一切，经商成为立业之首。     山西人求富崇商的思想观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强烈地深人人心呢?这要从山西的自然环境、区域经济和“商贾之利倍于农”的源头说起。     

4、自古以来，山西人生活的本土，就是南则土狭人满，北则天寒地瘠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和区域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卷十)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山西地处内陆，海拔较高，地形崎岖，岭谷相间。农业耕地以旱地为主，水地面积很少。山西自然灾害较多，由于气温、降水季节变化大，所以风雨雹霜冻害频繁。春季短促多风沙，常干早；夏季多涝灾；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明代，山西平均四年一次全省性旱灾，最长一次连续

5、十一年大早，局部旱灾更是经常不断。客观的自然情况是:北部，则天寒地瘠，“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则土狭人满，供给不足。就是中部地区沿汾河两岸，虽有少量的沃土，但所产“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在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和区域经济背景下，山西人在本土上谋求生计实为不易，但又不甘贫困潦倒，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怎么办?只能“逼上梁山”，把目光投向了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走上远走他乡闯天下谋生计的经商之路。试图通过艰辛从商，闯出一条摆脱贫困、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商贾之利倍于农”的历史现实，诱使山西人重商崇商的思想观念浓重成风

6、。山西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从商致富的先人。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衣”等政策，以至晋南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的老师段于木，原本是“晋之大驵”(“驵”为马匹交易的经纪人)。隋唐时期，山西文水人武士镬是个大木材商人，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因至大富”。李渊晋阳起兵，曾得到武士镬财力上的支持，后来，武士镬累官至礼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其女就是著名的女皇武则天。宋代并州阳曲人张永德是经营茶叶的大商人，“家世饶财……

7、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张永德财大气粗，宋太祖娶孝明皇启时，他“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结果，“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辽金时期，晋南的解州、绛州人多贩盐致富。这里列举的只是古代山西人经商致富的儿个例子。     历史上山西经商致富的家族们，他们“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是多么的气派，何等的荣光，谁人不羡!     正是因山西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不好，为生计所迫，再加上一些经商致富之人的荣光诱惑，所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富益货”、“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经商的思想观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山

8、西人勇敢地迈开了双脚，不畏艰难险阻，或个人闯荡，或亲朋提携，或乡友引进，走向商途。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出玉门，赴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