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颐和园自尽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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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大师王国维颐和园自尽之谜时至今日，距离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80余年，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着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

2、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

3、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

4、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着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

5、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着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

6、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着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着，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

7、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1916年春，王国维与罗振玉在日本京都。清宫南书房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常常到东山脚下的永观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1923年春，当

8、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