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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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

2、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问题分别对中西科学的古代和近代作了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又对中西科学发展史作了历时性的纵向比较，从而抓住了中西科学发展史中的主要矛盾。“李约瑟难题”具有高度的辩证性，对于揭示中西科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很有益的。“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

3、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1949年新中国成

4、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

5、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李约瑟本人尝试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获得答案：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可是，李约瑟的回答并不能使他人满意，其他研究该问题的有关学者给出了他们的解释：中世纪帝国时期对官位的

6、一味追逐和从商团体的缺乏使其缺乏竞争和自我改进。而与中国的广博相比，欧洲小国的激烈对抗培育出的是科技竞争，中国的传统集权主义则正好相反等等。而在成良斌等人编著的《自然辩证法讲义》中将其中的一个原因归结为中国哲学的不利影响，因为中国哲学讲究重人事，轻自然，长伦理而忽视逻辑，从而使得古代中国人都追求自我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则是满腹消极态度，最终导致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对于这个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观点层出不穷，以上的一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现在，基于自己的一点理解，针对李约瑟难题，尝试给出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我觉得主要有以

7、下几点。一、中国过于强大的封建主义制度。经济、科学、文化的繁荣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优劣，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定论。而中国到了近代开始落后，其关键就在社会制度的落后，这也是一个定论。古克礼指出,所谓“封建”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而不是像古代欧洲一些地区那样,通过贵族阶层来管理。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这样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

8、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