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分期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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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云冈石窟位在山西大同旧城西15公里的十里河（武州川）北岸的山崖面上，东西连续约1公里。石窟的绝大部份，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按石窟形制、造像内容和样式的发展，可分三期。太武帝（424〜452）晚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口益尖锐，北魏的统治开始衰弱。文成帝（452~465）继位，马上颁布恢复佛教的诏书，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恢复佛教是为了维持北魏政权，这是极为清楚的。接着，文成帝就“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o兴光元

2、年（454）秋，又勅有司在京师（平城，即今大同）“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自己）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文成帝以其帝王形象为蓝本雕造佛像，一方面为了祈求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冥福；更重耍的另一方面，显然是在继续利用太武废佛（446）以前，佛教徒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欺骗手段，妄图借此缓和人民的反抗。公元460年，云冈石窟开始雕凿。《魏书•释老志》记录了开始凿魁时的情况：和平初“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

3、冠於一世”。这五座佛像，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事件的一次重复。这次重复的工程远比五级大寺为巨大，反映了以文成帝为代表的日益虚弱的北魏统治集团，求助於宗教的需要更加迫切了。昙曜为皇室所开的五所洞窟一一“昙曜五窟”，即今云冈石窟中的16~20窟。这是云冈的第一期石窟（参看图版27~29)第一期石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佛、当今佛和未来佛）和千佛；主像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面积的大部分。从主像内容和石窟布局上观察，五窟还可细分为两组。18、19、20三窟为一

4、组。都是以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左右两主像分处在左右胁洞的19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这一组石窟在云冈石窟中开凿的时间最早，但19窟胁洞的主要工程一直拖到第二期。这组最早的石窟布局紧凑，形象造型雄伟，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衣纹流行仿毛质厚衣料而出现的凸起的式样。总之，从窟的整体安排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技艺，水平都很高，这决不会都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够突然产生的，至少要有较多部分当是公元446年废佛以前情况的继续。因此，这一组石窟及其造像的各种特点，当与前一时期特征应有较密切的联系。16、17两窟是一组。17窟

5、主像也是三世佛，但当中的大像是菩萨装的未来佛弥勒交脚像。16魁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如以当时在平城五级大寺为自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一佛像为准，来考虑从西20、19、18这一组石忌起顺序分配自太祖以下五帝，这处在东头第二窟当中主像是交脚弥勒的17窟，应相当於没有即位就死去了的景穆帝；最东的主像是16窟中单一的释迦像，它应相当於当时在位的文成帝。后两帝与前三帝情况不同，因而16、17窟的主像也与18、19、20窟有别。16、17窟除了在主像内容上和18、19、20窟不完全相同外，在施工计划上也有差别，18、20和19的主窟

6、，基本上按原计划全部完成，而16、17两窟壁面都有较多的第二期甚至第三期补刻的小型佛龛（以下简称小龛），16窟的主像工程更拖到第二期的晚期才告竣（表一）。號窟2091817161•平面形式-一主要造俾一II期&&注東西—X一-■■■♦-圖例坐佛I生佛仝倚坐佛X交脚张勒文成帝恢复佛教后，昙曜为皇室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上述政治原因外，同时也有意地针对废佛前流传胡本无佛，“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的言论，而大力宣传佛教源远流长，所谓“释迦前有六佛（过去佛），释

7、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当今佛），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未来佛），方继释迦而降世。”昙曜这后一目的，是和他在462~472年间，在云冈一再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的工作相配合的。另外，我们还应注意，北魏佛教特重禅法，太武废佛之前，凉州高僧玄高“即达平城，大流禅化，伪太子拓跋晃事高为师”。昙曜也向“以禅业见称”（均见《高僧传•玄高传》），而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谛观的主要形象，因此，昙曜设计的这批最早的云冈石窟，也兼有广聚沙门同修定法的目的。公元465年，文成帝死后，各

8、族人民不断起义。471年孝文帝即位后，青齐一带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厉，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如实地反映了北魏统治集团对自身安全的极端忧虑。这一阶段，即云冈石館的第二期。其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以后以迄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的孝文帝时期，即465~494年。北魏云冈，以此阶段为最盛。《水经注•潔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