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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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时务报》雷颐清末时人曾这样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可能不很恰当，但却说明了《吋务报》在戊戌维新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宣传、发动、组织、联络手段大多利用宗教迷信或秘密结社，到近代，农民那种落后的斗争形式已不适应年轻的屮国资产阶级的斗争需要。他们要大力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于是报刊成了进行这种宣传的最好工具。《时务报》，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了。当立志维新变革的康有为屡次上书皇帝不达后，先后组织了北京、上海强学会，并靠捐助的经费出版了《强学报》，但不久即被弹劾。这时，黄遵宪、

2、汪廉年等人提议以强学会之余款筹备创办《时务报》以“开民智”，并请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在康有为上书活动中表现出超众的宣传组织才能的梁启超担任撰述。在甲午战后人心思变的情势下，《时务报》终于1896年8刀9H在上海创刊。从此，这份每十天出版一册，每册二十余页的刊物便成为维新的号角。在创刊号登出的《论报刊有益于国是》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旨地说明了办报的目的与作用：“觇国z强弱，则丁-其通塞而已。……惟国亦然。”“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要“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Z故，而不至夜郎口大，朋皆并以议天地矣。”尤其要“详录各省新政，

3、则阅者知新法Z实有利益及任事人Z艰难经划与其宗旨所在。……可以奋励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经为其H新月异Z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Z学，杓然自大矣。”“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当然，在当吋的条件下他必须披上传统外衣：“报纸于古有微乎？古者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既然如此，现在办报亦当名正言顺。在维新运动中。血气方刚的梁启超把青春的热情凝结在其畅达犀利的笔端，与他的同道一起以《时务报》为阵地为维新运动摇旗呐喊，反复论证变法的必耍性、迫切性。他们急切地用刚刚学到的那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來说明

4、变化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试图把维新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之上，这是维新派的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变易”思想本质不同的标志之一，这也说明了自然科学理论的革命作川。近代的自然科学必然要产生近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变是必然的，而对中国则尤为迫切。“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域毁坏，樋栋崩折，非不松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凯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Z,鸠工也材，以新厥构，图始虽

5、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国家也是这样，只有经过“去其废坏”的大变，国家才能强盛。对于那些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者，他们反驳道：“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H,固已不知万Tf千变，今H所目为古法而守Z者，其于古人Z意，相去岂可以道理计哉。”“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市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古圣先贤无一不是随吋而变，创立新法的，“不能创法，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变者，天下Z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若顺应潮流主动去变，就能掌握主动权，倘被迫而变，“则非吾之所

6、敢言矣”。这发人深省的议论，敲响了变法救亡的警钟。若大中国，千头万绪，变法以何而始以何为根本呢？梁启超明确冋答：“吾今为一言以弊之日，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废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变官制是互相牵携、紧密联系的。屮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套严密、系统、低效的官僚制度，在这种体制下，“i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欲有其成，焉可得也。”岂可与Z言维新？所以他们强调“中国变法必IT©'制始”,指出“欲治病源，一口汰冗，……一口专任，……专任Z法，治一其功，乱专其责”。“今必以史事为急，汰繁重

7、以求其速捷，去虚文以责其实效。”“汰冗职，删仪官，使官各有事。”而以考八股文为主的科举取士制度，一航源源不断地向官僚体制输送人员，所以要改官制就要废科举。“故窒脑之祸，向考试始”。“覆中国，亡中国，必白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他们猛烈抨击词章笺注，音韵训诂，八股试贴等中国传统旧学，斥Z为“虚学”，并指出正是这种“虚学”使多少代人的智慧精力徒耗于无裨于世的空谈琐碎中，培养出的©员只知空谈义理,根本无法适应“遇千年Z未有Z大变”的中国。他们称赞西学为“实学”，指出西方有一学即有一学校，有一学会，有一学报，重视理、工、农、医、法律、经济等等，学以致用，所以强

8、盛。而H本“力行西法遂启维新，有实学即有真材。故能勃然以兴。”“中国反蹈常习，故务虚文而不求实学”。在这变法图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