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协商民主和法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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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协商民主和法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柯联民•2012-07-2011:11:24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笫3期自从1980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JosephBessette)提岀“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概念以来，两方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这个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同时，对于协商民主的定义、内涵以及实践运行的相关争论从此概念产生之初就没有停止过，从内涵来看就有作为政府形式的协商民主、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和作为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等，从特征上看也有多元性、合法性、程序性、公开性、平等性、参与性、责任性和理性的阐述。［1］无论学者们关于协商民主概念及内涵

2、的论述存在多种理解差异，但在其屮都具有共同的核心的理念共识，即公共协商。“公共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地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公共政策的过程。形成这些政策的协商过程最好不要理解成政治讨价还价或契约性市场交易模式，而耍将其看成公共利益责任支配的程序。公共协商的主要目标不是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利用公共理性寻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公民愿望的政策。”［2］从这个价值追求的核心看协商民主，它在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同时，乂强调政治与社会的界限，将公民追求和保障个人权利架构在以理性为基础的协商程序上，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圉和注重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來消除

3、利益冲突，以达成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实现。近年來，通过对国外论著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对协商民主的研究逐步深入，并且逐渐与中国实际结合，对政治思想、法治建设等领域产生了理论冲击,虽然争论不断，但可以看到一种屮国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共同趋势，“屮国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实质,是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众参与要求口益高涨和多党合作逐步活跃的情况下，对如何整合群体利益、扩大政治参与、推进社会和谐而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协商民主在当代中国的关键，就是要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3]当前的中国社会，正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全面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转型，而且涉及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转

4、型。而在转型过程中突显的利益多元化、矛盾复杂化、冲突多样化等不确定性因索也构成了屮国社会的转型风险，也是对社会管理的极大挑战。由此，木文试图以协商民主理论和法治理念的视域和角度，对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一分析，以期有所裨益。一、“公共理性”与社会管理的公民化作为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理性是贯彻于协商民主程序的整个始终的。在协商的程序中所开展的对话、讨论、辨别，都是建立在各个利益主体、意愿代表的理性基础上的，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情绪化表达，也不是视自己的意见为最终意见，而是理性地交换相互意见，即使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也能让双方在讨论中理解、领会、反思对方的意见，对各种建议进行批判性的审

5、议，以期在加宽理解的视域后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界限，达成互解和妥协。这不仅使得协商的结果在合法性上达到获取，还可以对协商结果的具体实施产生效果，更是基于一种“公共理性”的存在。当然，并非所有的理性都是公共理性，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在三个方面是公共的：作为公民的理性，它是公众的理性；它的目标是共同的善和基本正义问题；它的性质和内容是公共的，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政治正义概念所赋予的理想和原则，并且对于那种以此为基础的观点持开放态度。”[4]罗尔斯所指称的“公共理性”是存在于平等公民之中的理性，而且并不是作为公民个体的理性，是作为一个集合体的理性，这是基于公民们在制定和修改宪法、法律的过程中,彼

6、此向对方施加决定性的政治和强制性权力。“作为合理而理性、并且知道他们承认合理的宗教和哲学原则多样性的公民，他们应该能够解释其彼此作用行•为的基础，在这样的行为中，每个人都可以合理地期待其他人都支持符合其自由和平等的行为。”[5]公共理性对协商民主的关键影响就在于，这种“公共理性”的内容所指向的理性价值，是依据其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和追求合理的讨论原则，使公民在正义观念的框架内展开其基本讨论，并且侮个人都准备坚持和捍卫这种原则，由此而使“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政治观念具备某种公共的正当性基础。当前屮国的社会管理，理论上需要有一个公民化的，尤其是社会管理过程屮的行为公民化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管理

7、不仅仅是被看作是个体或局部行为和利益的协调，而更是一种基于“公共理性”存在的公民行为追求。这可以使社会管理不仅在表层的实施屮取得效益结果，就如有协商民主理论家说，“政府官员必须认识到协商的表达价值还存在着实践上的理出：协商不仅有助于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而且还能够促进这些政策的实施。”[6]而且使社会管理形成一种深达肌理的公民理念，这种理念并不简单视利益观点一致和冲突解决为日标，而是公民精神的最终表达，更是社会管理最终的实施保证和理想效果。也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