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她们”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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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硏究论文・“她们”的小说梳理：叛出“男门”一位西方知识女性曾写道：“我们不知道妇女们的眼光是什么。妇女们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呢?她们是怎样雕刻、塑造和解释世界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男人们的眼睛看到什么类似于这样的提问，成为当代世界意识形态有别于往昔数千年的社会史的重要特征之一。人类进入到这样一个年代，以至于那种以忽略性别存在而谈论任何问题的做法，在很多精神和现实领域不冉行得通。这就是女性主义的事实。女性主义提醒这个世界，过去的文化始终建立在某个假设之上，即假设人们看取事物只有一种眼光、一种角度,那就是男人的眼光和

2、男人的角度；而这假设却并不直截了当地申明自己，却堂而皇之僭越于性别之上,以“我们”的口吻对其“我”的本质偷梁换柱，从而巧妙掩盖了另一性别（或者说“第二性别”）被抹煞被噤言的真相。女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全面的理论、全面的思想，广泛地指向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和文学艺术。对妇女的文学创作的硏究，现在是整个文学硏究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组成部分，这一创作的非主流而其自身单独构成“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连续统一体”（伊莱恩•肖瓦尔特语）的特色，不仅在价値观念上，也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提山挑战。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浪潮

3、一起出现的，是“新女性”的呼声，中国破天荒地第一次诞生了一个女性作家群：冰心、庐隐、沅君、绿漪、凌叔华……她们的写作直接面向社会，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时代旋律之屮，力图影响力史的进程。喊出了“未来的新中国，绝不是祖父和父亲的所有品”这样的对父权制的叛逆之音。真正的改观显露于本世纪2()年代末至3()年代的中国文坛，此时，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三位最具个性的女性作家丁玲、萧红和张爱玲。丁玲写于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后而发表于翌年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既往的现代文学史论著中儿乎从未赢得过正面的描述，甚至连作者本人后来也以忏

4、悔的心情谈及这篇作品。但时隔近七十年之后，显然有必要也有理由重新看待这篇不同寻常的作品在整个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姑且不论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否如所有权威性文学史著作评定的那样，是“颓废”和“灰暗”的，起码就其语言特征而言，它不仅在当吋，而且在许多年后，仍然令无数读者感到震惊。的确，这堪称一篇颠覆性的小说文本，在这文本面前，男人对女性文学的所有审美期待都被打破了，没有清丽，没有柔肠百转，没有温良恭俭让，相反，是一种尖锐的、狂悖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节奏和情绪。这是一个女性作家从赤裸裸的自我立场对女性的生命意志及其痛

5、苦的书写，那“享有我的一切”的强烈愿望将潜埋在女性意识深处的从男权文化规束下决绳而去的冲动剥落出来，而所谓“思想的颓废”也罢，“艺术的病态”也罢，实际上都是来作为独立的文学文本，我们所看重的并不在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它与文学的主题史、艺术史的客观关系；就后一角度而言，《莎菲女士的曰记》无疑占特殊的地位。只要一提起萧红，就会令人想到“忧伤的”三个字，“忧伤的肃红”在现代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模糊不清的意象，它所象征的命运，也许同时包含了古典式的女性对男性的失望、忧怨，和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知识女性的

6、内心苦闷两种因素。关于这一点，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一书中做了以下评论:她勻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哥哥”萧军结合并非理想，在与萧军一起生活的几年中，她三次出走，而最后一次，她终于离开了他。离开萧军对萧红的人生意义竟然会冇如此重大：她离开了他就意味着，就等于着离开革命阵营。与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选择北上延安相反，萧红选择了南下并最后辗转香港葬身于此,而萧军则无疑是这个选择的始作俑者（另一个男性作俑者在萧红生命中的出现，使萧红重复了“哥哥救妹妹”的模式）。出于这种靠拢萧军即靠拢革命的主流文化的情景，萧红与萧军的离

7、离合合，便造成了萧红本文的一种既奇怪又自然的现象：她吋而处于文化主流中讲述主流“大我”话语，吋而处于主流边缘讲述女性“小我”话语。最后，她终于因为“哥哥”们的无情无义，是她离开了他们，也是他们遗弃了她，她辗转流落到时代的文化的（抑或还有阶级的民族的）边缘去T，是那么孤独、寂寞、凄冷地死去了。我个人认为《小城三月》无论在感情上或者语言上都更本真地表达着萧红的内心，是一篇明显地代表其个性的作品。令人难忘而且产生异样感受的，是小说里“我”的视一一个纯洁女孩，富于同情心，感伤，同时体验着青春生命的快乐和对异性爱的恐惧的视角。通

8、过这个视角，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行将出嫁、名叫翠姨的少女可爱而悲惨的形象。小说极力描写渲染了少女生活的欢快、自由和幻想色彩，同时，从始至终散发着来自婚姻的恐怖气息，终于，翠姨这个不愿早早结束具少女时代的女子在这种恐怖之屮憔悴而死叹寸婚姻的恐惧已不仅仅指向封建包办制度，婚姻实际上成为“少女”的意象的对立面，作为后者的否定，性力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