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时间及其刊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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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状况黄一权一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欧阳修的散文作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何种途径传入韩国的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对韩国的文献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最早在韩国典籍里出现的欧阳修著作是《新五代史》。早在金富轼（1075—1151）所撰的《三国史记》（注：《三国史记》是一部记述韩国古代三国（即新罗、高句丽、百济）时期历史的史书。全文以汉文编撰，采用纪传体共五十卷。此书分别编为新罗本纪十二卷，高句丽本纪五十卷、百济本纪六卷，年表三卷、志九卷、列传十卷。）中便已经引用了《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三《史论》：论曰：“欧阳子之论曰‘鲁桓公弑隐公而自

2、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则人之为恶，庶乎其息矣’。罗之彦升弑哀庄而即位，金明弑僖康而即位，卫徽弑闵哀而即位。今皆书其实，亦春秋之志也。”（注：《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卷第十。《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二，云：“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不失春秋之旨，⋯⋯予应之口：‘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了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惟不绝四者

3、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在这里，金富轼引用《新五代史·梁本纪》卷三《史论》的宗旨是为了说明自己“不可得而掩”新罗宪德王（即彦升）、闵哀王（即金明）、神武王（即卫徵）等纂夺王位的罪行而“书其实”，这与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梁本纪》是一样的，是一种记述历史的典范表述方法，即要表达“春秋之志”的。《三国史记》是一部于1145年完成编撰的史书，由此可见《新五代史》最晚在1145年以前已经传入高丽王朝。欧阳修完成《新五代史》的时期是皇ｙòｕ＠①五年（1053年）

4、，如果我们以现有的资料为准暂时以1145年作为《新五代史》传入高丽王朝的时间，那么，此时离欧阳修完成此书还不到一百年。此外，欧阳修与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合作于1060年编纂完成的《新唐书》在《三国史记》中也多次被引用，从此我们可以确认《新唐书》在1145以前也已经传入高丽王朝。而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欧阳修的有关著述很早就已经为韩国所知晓。高丽王朝时期，除了《三国史记》外，第二个记录有欧阳修及其作品的即是《高丽王朝史》。例如，《高丽王朝史·世家》卷第十九（毅宗）中提到了《新五代史·唐本纪》卷六（明宗）中的内容说：“史臣金良镜，赞曰：‘昔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时事，曰：

5、‘为国家者为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贤士藏匿深可畏，廉耻道丧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欧阳公记此言曰：‘凡为国家者，可不戒哉！’，有是哉，斯言也。”这里记载了欧阳修引用唐明宗时大理少卿康澄给明宗的上疏文，并对此表示极为赞同的有关言论。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金良镜是明宗（高丽王朝第十九代帝王，在位期间1170年—1197年）、高宗（高丽王朝第二十三代帝王，在位期间1213年—1259年）时人，这也正是证明欧阳修《新五代史》早在高丽王朝时期已经传入韩国的另外

6、一个依据。上面我们主要谈了欧阳修的历史著作传入韩国的情况，那么，欧阳修的文集情况又怎样呢？通过检阅文献发现，它们略晚于《新五代史》与《新唐书》流传到高丽王朝。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卷下）中有关于欧阳修作品的记载：石鼓在岐阳孔子庙中，自周至唐几二千载。诗书所传，及诸史百子中固无所传，且韦韩二公皆博古者，何以即谓周宣王鼓，著於歌词剖析无遗，欧阳子亦以为有三疑焉。昨在书楼，偶读其文。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内容是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中所载的《石鼓文》[1]。此外，李仁老还引用了《居士集》卷三《重读徂徕集》一诗中的句子“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注：李仁老《破闲集》

7、卷下：“文章自有一定之价，富不为之减。故欧阳永叔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濮阳世材，才士也。”）这样一来，可见《集古录跋尾》、《居士集》李氏都是看到过的。由此，我们可以说，《集古录跋尾》、《居士集》至少在1241年以前便已经传入韩国。那么，当时在欧阳修的作品中是否只有《居士集》、《集古录跋尾》两种传入韩国呢？让我们再来看崔滋（1188—1260）《补闲集》（卷下）第四十九话中的有关记录：欧阳公作《归田录》，以肇言为法，此古今儒者撰述之常也。《补闲集》完成撰写的时间是1254年，因此可见《归田录》至少于1254年以前也已经传入了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