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坚守,所以快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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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为坚守,所以快乐”　　说来我与易彬相识已有十年了――记得2006年春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穆旦研讨会，初次与易彬见面，这个大眼睛的朋友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若说十年间哪件事记忆最为深刻，我想2013年夏在沈阳图书馆替易彬查找穆旦《报贩》一诗原作是值得提及的。在1945年3月2日沈阳《新报》上查找《报贩》一诗，是因为易彬正在编《穆旦诗编年汇校》，需要核实每首诗的原始出处及第一版面貌，其学术态度之严谨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从结果上看，这件事倒是成就了本人――我后来结合此次查找，参考一些资料，

2、写下了《沈阳的穆旦――兼及研究中的史料使用问题》一文，是以，对易彬的这次“求助”记忆犹新且深怀感念！　　一、“专注开掘一口水井”　　�我们从评价学术研究时一句常用语开始。“水井”而不是枯井，证明了易彬的研究颇有收获，他从井中打到了“水”；“专注”“一口水井”说明易彬目标明确。像一位极有潜质的书法家，在入门时只苦练一种书体，将其吃透，而后才兼及诸家、博采众长及至自成一家。易彬深知只有先占领别人无法绕过的领地，才能以坚实的脚步踏上研究的路径。这一点，在研究者越来越多、代际频繁更迭的当下，实属不易。由于评审体制

3、的客观压力，多少人需要以急就章的形式快速写作、发表，以至于在急速发言中未及深入，甚至染上跟风的习气。但易彬的研究显然不是这样。他首先是研究穆旦的专家且以此闻名于学界。厚厚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年谱》、《穆旦评传》以及上下两册的《穆旦研究资料》和正在进行的《穆旦诗编年汇校》等，既见证了易彬多年来的研究实绩，同时，也凸显了易彬多年来的研究理路及学术轨迹。从一个具体的、有价值的个案介入，一点一滴、以小见大式地开掘自己的学术进路；触及研究对象身上有价值、有意义的各个方面，并将其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4、的视野之中，进而在立体、繁复地再现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比如，他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就曾在言及“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同时，谈到了“穆旦的翻译行为”“穆旦的诗歌修改行为”之话题；在谈及“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时，易彬则相继涉及了“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并兼及新文学传统的话题”“新诗的散文化与语言质感――以冯至、穆旦、昌耀为中心的讨论”“新诗中的‘土地’叙述主题――以艾青、穆旦为中心的讨论”等以往研究中很少触及的内容；而其“穆旦的传播历程”不仅开创了穆旦研究中的传播视野，还

5、丰富了“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本身，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结构清晰、有层次感、有组织的体系。至具体的研究实践，易彬亲力亲为，真正做到掌握第一手资料。即使仅限于我知道的，早在2002年，他就开始采访杜运燮、杨苡、罗寄一、郑敏等穆旦友人，后又多次采访穆旦同学及同事；在资料查阅方面，他也是颇为用力，不仅多次去过国家图书馆查找、复印资料，还曾三到南开，终获得完整的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他能相继完成数十万字的《穆旦年谱》和《穆旦评传》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其中付出的努力和辛苦相信只有易彬本人才能知道。穆旦是一座富矿、一

6、眼丰富的水井，对此，易彬有系统而宏大的研究构想。如今，他已是无可争议的穆旦研究专家，而其踏实、稳重、持之以恒的实践经验，恰恰是许多青年研究者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二、“资源的占有、整合与横向的迁移”　　其实，在谈及易彬的穆旦研究时，我们就已触及到这一方面：《穆旦年谱》《穆旦评传》以及《穆旦研究资料》，是易彬多年研究穆旦资源整合的结果；而比较研究、主题研究、传播研究既是《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一书的特色，同时，也是易彬在穆旦研究过程中横向迁移的结果。显然地，没有大量资料的占有，《穆旦年谱》《穆旦评传》以

7、及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穆旦研究资料》是无法完成的，也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正如李怡在谈及《穆旦年谱》时指出的：“其用力之深广，考证之细密，在今天的穆旦研究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在自我惭愧之余，我更多的则是欣喜和敬佩，因为，我们的穆旦研究从此可以说有了坚实的最综合性的史料基础，其开拓之功值得大力肯定。”①除上文提到的访谈、原始资料查找之外，在易彬关于穆旦的系列研究中，我们还读到了著者查到了穆旦在南开的档案等新材料。有了这些珍贵的资源，易彬的研究自然有了坚实的基础，但若从“资源的占有、整合”角度来说，《穆旦年谱》堪

8、称一次具有突破性的史料工作，而《穆旦评传》则是集文学研究和创作于一体了：有评有叙、边叙边议，凭借资源占有的优势，易彬的穆旦研究已呈现出“跨界”趋向。　　应当说，多年的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已使易彬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其研究的“横向迁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结合我掌握的“信息”，2011年4月1日，易彬曾发给我一篇他对原“七月派”诗人彭燕郊的访谈《“民歌精神是非常真实、非常纯朴的”》，该访谈后来配以易彬和彭燕郊的合影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