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读后感(精选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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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在中西文化边缘上的人，在思考中国时有一个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惊讶于中国这个巨大的存在，且被这种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静地思考并寻找这个存在的合理性。历史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民族曾屡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时候是已经被侵犯了的，如元朝与清朝的出现。然而不论怎样的改变，她依旧还是那个存在，那种个性，那些传统，那种文化，只是变得越来越大，大到超过了人们心灵所能认知的程度。这种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语堂惊叹，正是这种惊叹使他无法成为鲁迅。他既要找到这个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达对这种生存延续能力的欣赏；他用一种温和而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的体会，他不想去证明真理，而是想让他的国人去感知真理。他认为

3、他们能做到这点，因为这种感知力与那种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在林语堂看来，当世界文明以一种快得让人来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发展时，他的国家却陶醉在文明与原始之间，所以，他困惑地说：“我有时发现一种懒于革新的惰性，有时发现一种颇觉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为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宇宙规律的把握、对人类本质的认识上都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儒道哲学。我们的发明使我们有了生活能力，我们的哲学使我们的生活找到了稳定和安全感，我们以聪明和洞察力率先跨进了人类文明的门槛，甚至“曾经是征服者”。带着这种优越感，我们从心底里蔑视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来对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难中的思

4、想和行为都抱着冷漠不屑的态度。所以，当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时候，这个曾经先进的民族仍是一只脚在文明的门槛之内，而另一只脚却高傲地留在原始状态。这种现状被西方人视为落后，这种心态被他们认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全部印象，连作者自己也感叹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灵魂！多么伟大而又古老的灵魂”。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原始情结，但却又“对幸福总比对进步更感兴趣”，这种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个智慧不太发达的民族，则会酿成大祸，但中国人却发明了“祸福相依”哲学，通过改变自我内心认同的“契约”来模糊苦难与幸福的界限，结果，每个中国人都学会了陋巷之中尽堪行乐、黄连树下也好弹琴这种认地狱为天堂的生存

5、之道。林语堂把中国人这种不以实践而以大脑、不以科学而以经学来造福人生的方法称之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并认为它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国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之患在于有过多的智慧”。这种智慧使这个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见自己以外的东西。在《中国人》中，林语堂还用了许多笔墨剖析中国人是怎样面对政治生活的，怎么样生活在经术与权术之间的。中国人把西方称为“方法”的东西叫做“术”，于是哲学成了经术，政治成了权术。这两者本应是相向的“道”，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然而人们却常常是用权术来解构经术，其结果是：娱己被当作是束己，放纵被理解为禁欲，贪婪被认为廉洁，从而导

6、致一个缺乏制度的庞大政府和没有纪律的亿万国民的出现。中国的经术不论是儒家的“入”还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残酷。但中国人所做的不是消灭或修改经术来消解这种残酷性，而是力图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认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这种国民心态使得“变通”一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显得异常重要，而它的行为首当其冲是为官者，于是，权力成了以“变通”为能的权术。“克己利他”的经术经过权术一消解，为官者改公开抢夺为暗中盗窃，贪官出现了；经术中的“礼治”被权术理解成“人治”，官民关系变成了私人关系。而官德毁则民德降，当这些体现了最高伦理的经术再回到百姓中时，就变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此

7、，林语堂解释中国人喜欢儒家的原因是“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韩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对一个贪官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而不是仿贪官之道为自己生存之道。总之，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在思考着自己的祖国，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爱与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与恶；他会心地去理解国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无情地去批判社会黑暗；他既能否定又能欣赏。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