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血染湘江事出“鲁莽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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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论:血染湘江事出“鲁莽灭裂”中央红军从撤离苏区到通过敌之第四道封锁线，不过才走出二万五千里征程的约十分之一，就已损失过半。特别是过敌之第四道封锁线之战，血染湘江，是红军史上最为被动惨烈的一幕，也是红军战争指导史上最为拙劣的一例，教训深刻，值得深入研究，深层揭示。迄今的相关史著对这里的原因有过定论，既说是由于控制中央红军指挥全权的博古、李德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造成的，又说是他们的“大搬家”错误思想指导造成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可是，不论是词义上还是现实中，逃跑与搬家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何以相提并论呢？其实，这是就不同层面而言

2、。逃跑主义之说，是就战略指导层面而言。首先，是指事前他们“表现出不应有的仓卒从事”。对于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等涉及到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前途命运，涉及到10万红军和350万苏区民众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既没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慎重讨论，也没有向红军广大官兵和苏区干部民众作说明，更没有利用当时还不十分危急的形势作周密的组织安排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是几个核心人物内定即算，仓促实行，说走就走，形同仓皇出逃。第11页共11页其次，是指行动中他们实行避战方针。全然不顾只有“打”得狠才能“走”得了的常识，拒不接受的建议――

3、乘敌各路“追剿”军尚未完全到位之机，在湘南打一仗，求歼其孤立突出的一部，打乱敌之“追剿”计划，挫败其追击锐气，减缓其追击速度，以保证我军安全转移；也拒不接受的建议――以红三军团直指湘中，威逼长沙，迫使敌“追剿”军主力湘军回援其根本重地，掩护我主力安全转移。他们只是一味强令部队和机关人员日夜兼程，形同落荒而逃。“大搬家”之说，是就行动的组织实施而言。他们把红军的战略转移，误为苏区的大搬迁，造成了行动组织形式错误。这是导致行动受挫最直接的原因。这种结构性问题，必须用军事行动有不同的属性和相应的组织形式这个原理，加以具体的分析，弄清失误

4、之所在，认识其教训是什么。本论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一问题。一、博古不懂军事，李德初出茅庐。他们既不尊重此前红军的战略转移经验，又不尊重此时中央红军的行动属性，只凭主观臆断，重复过去“鲁莽灭裂的干法”。军事行动有进攻、防御、袭击、转移等不同形式。不同的行动形式，又有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组织形式。这是军事的一项基本定律，容不得弄错。错了，行动必然受挫，甚至失败。第11页共11页战略转移是战略防御中，军队在统帅部的领导、指令下，或战略集团首长指挥下，为暂时摆脱进攻之敌，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由原作战地区转移到新地区的战略行动。由于是以自己的运动

5、避开敌之进攻，这就必须考虑到既便于运动，又能够在运动中突破敌之拦阻和追击。为此，它要求转移的部队在组织上，必须尽量轻装，保证行动快捷；必须全部为战斗队编组，保证各单位有独立战斗能力；必须尽量减少指挥层次，保证反应敏捷；必须给下级指挥员临机处置权，保证其当机立断处理当面险情。这些原则，是战略转移行动特点决定的，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要求。在中央红军的这次战略转移行动之前，中央红军的前身部队乃至全军，已有过若干次成功的战略转移经验。最早的是1927年10月，等率领南昌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余部，由粤东南潮安地区经闽粤边、赣南到赣西南大余的千里转战

6、。接下来，是1929年春，、、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根据地千里转战赣南、闽西；1930年秋开始的，、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由广西右江地区数千里转移到中央苏区；1932年冬，、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数千里转移到川陕地区；同期，夏羲、率领的红三军，由洪湖区经鄂北、豫南、陕南、川东千里转移到鄂西；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沿湘粤边数千里转移到黔东。其中，除红六军团的转移仍在进行中外，其他的各次战略转移都已成历史，这些战例，为红军提供了转移前其组织形式基本与转移形式相适应，途中又不断调整组织形式，并

7、且边走边打等等成功的经验。中央红军师以上领导和绝大部分团领导，都亲身经历了上述的所部或率部队战略转移行动，并且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的战略转移经验作为借鉴，对于战略转移行动的组织实施并不陌生。可是，他们没有这次行动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有的只是执行博古、李德命令的责任。第11页共11页控制中央红军指挥全权的博古、李德，不仅没有这种经验，而且独断专横。博古为文人，不懂军事，崇洋媚外，宁肯听命所谓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拒不考虑曾经创建红军并且指挥红军一路战胜强敌的、、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红军将领的建议。李德虽然进过苏联红军学校，学习过苏军指

8、挥知识，但不过是纸上谈兵的角色，不懂得也不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只是一味按苏联红军教科书指导红军作战，而最严重的则是利用博古对他的尊重，独断专横，连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应放在什么位置上的这等基层战术问题，都要听命于他。他们凭主观想象，既然在赣南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