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_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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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严泉???????????????????????????????????????????［摘要］长期以来，关于１９２２年８月黎元洪复职合法性与任期问题均没有权威性的定论。当时直系以恢复民国法统为由，支持黎元洪继任总统职位，但是对黎元洪的任期长短却未有明确意见。反对者多是认为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已满，无职可复。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１９１７年７月初黎元洪的去职具有法律效力是无疑义的。从法律程序上讲，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也是合法的，不涉及总统任期期满的问题。第一届民国国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大总统，其间断任期的累计，法理上的根本依据还是民初法统的存废状况。考虑到黎元洪实际上还剩下约２６个月任期，其复职行为有一定的合法性。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决定黎元洪任期长短的主因并不是法理上的解释，而是各方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关键词］总统复职；任期；合法性；黎元洪［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８７３（２０２３）０１⁃０１６２⁃０７［作者简介］严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２００４４４１９２２年５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人以拥护第一届民国国会与《临时约法》为标榜，号召南北实现统一。在直系的压力之下，皖系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徐世昌于６月２日被迫辞职离京，“于是所谓非法大总统退职之问题完全解决，而问题之中心，遂集于黎元洪复职之问题①矣”。在“法统重光”的一片拥戴声中，１９１７年７月初在张勋复辟事件中去职的黎元洪，一时成为北京政府新总统的不二人选。然而，黎元洪复职及任期争议却由此产生，并成为翌年６月１３日直系发动驱黎政变的主要动因。延至今日，关于黎元洪复职的合法性，除李剑农先生有明确看法外，其他著作多是引用当时支持与反对黎氏复职的两种说法。李剑农先生认为黎元洪任期已满，无职可复。“袁世凯的总统任期，黎元洪补充未了，已经冯国璋的补充。冯氏满任去职又经过了三年，还要黎氏再来复职；这种②‘法统’的理论，若把它所蒙政治上的外衣剥去，真不知从何说起。”但是其著作并未展开详细的论证。至于黎元洪复职后的剩余任期问题，一般也多是引用时人关于其任期长短的不同看法，认为存③在较多的争议，尚无定论。一关于黎元洪复职合法性的争议直系方面早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５日，在吴佩孚的授意下，由直系将领孙传芳通电全国，提出：“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宿，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④可消。”５月２８日，孙传芳又分别致电徐世昌与孙中山，“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既复，职任①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５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９—１６０页。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１８４０—１９２６）》，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１３页。③最新的民国通史类著作均无定论，参见汪朝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４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３２—３３３页。④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５辑，第１５６页。·１６２·

1１９２２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以终，功成身退，有何留连？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①效”。６月２日徐世昌辞职离京后，曹锟及吴佩孚领衔十省区督军省长电请黎元洪复职，“俯顺舆②情，依法复位”。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等直系将领又联名发表通电，声称“徐大总统既已通告全国辞职，自应即请黎大总统依法复位，然后下令取消六年六月十二日被迫解散国会之令，再行依法集会。则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制宪选举，皆可次第完成，而地方制度以及自治诸问题，即可③随之解决。全国有统一之政府，由是而政治问题可得而议也”。民国初年法统主要是指１９１２年３月颁行的《临时约法》与１９１３年４月召开的第一届民国国会。《临时约法》一直为北京政府所奉行，南北双方所争议者主要为国会问题。张勋复辟失败后，虽然《临时约法》很快恢复法律效力，但皖系北京政府一直拒不恢复第一届国会，而是另行成立临时参议院并筹备第二届国会选举，从而引发南北分裂与“护法运动”。直系此时拥黎复位，主要理由是第一届国会实际任期未完而又被非法解散，徐世昌并非第一届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当第一届国会恢复开会后，总统职位当然应该由第一届国会认可的黎元洪担任，但是对黎元洪的具体任期有多长，却未有详细的阐述。“曹锟宣布恢复‘法统’，实际上是系了一个套，把自己拴住了。既然标榜恢复‘法统’，就要让总统任期未满的黎元洪复职，但黎却成为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一大障碍；当意④识到这一点之后设法去掉他，却又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彼时曹吴等人主要考虑是以恢复第一届国会名义获得政权合法性，以黎元洪为过渡总统，为曹锟谋取总统大位铺垫道路。然而反对黎元洪复职的声音也不小。６月３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出通电，直斥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已满，无职可复。虽然卢永祥认为黎氏当年的辞职行为不具备法律效力，“《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暨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但是卢永祥强调冯国璋的代理总统有法律效力，“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⑤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福建督军李厚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均附和卢永祥的主张。在卢永祥等反对者看来，关于黎元洪的复职问题，按照１９１３年《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在１９１３年１０月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届满。但因袁世凯于１９１６年６月病逝，黎元洪遂以副总统身份依法继任。１９１７年７月黎氏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依法代理。至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冯国璋代理期满，才由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徐世昌担任第二届民国总统。黎元洪的任期其实已满，根本无职可复。在现实政治层面，卢永祥等人的主张代表皖系的态度，他们不愿意看到直系以迎黎复职为名获得北京政权，这样当然对皖系的东山再起是极其不利的。孙中山与国民党人为维护广东护法政府的合法性，也发声明指责黎元洪“为解散国会⑥下令之人，此时万难听其复职”。与黎元洪亲近的原司法总长张耀曾，虽然同样认为当年黎元洪的辞职无效，但是却强调冯国璋的代理不具有法律效力，“（黎元洪）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力”。所以冯国璋１年又３个月的代理期就是黎元洪此次复职的任期，“黄陂黎公仍在大总统之位，而其行使职权期间，尚有一年三个月有余也。黄陂离职无效，一旦障碍既去，当然继续任职。亦犹国会解散①吴宗慈著，于明等点校《中华民国宪法史》，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６１７页。②《天津通信：敦劝黄陂复职之各面观》，《申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６日，第２张第６版。③刘楚湘编撰《癸亥政变纪略》，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７页。④杨天宏：《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６期。⑤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５辑，第１６９页。⑥《孙中山关于黎元洪不能复职的谈话》（１９２２年６月９日报载），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国会议员护法篇》，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８６页。·１６３·

2《史林》１／２０２３无效，一旦障碍既去，当然继续开会。黄陂续任，应竟其前此未尽之期，亦犹国会续开，应满其前此①未满之任”。值得一提的是，黎元洪虽然很快决定接受直系将领的拥戴，再次出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但是他自己也不能确定复职的合法性，对外只能宣称是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等候国会开会，听候解②决，“惟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然而第一届国会复会后，因忙于制宪与政争，一直到黎元洪下台，也未将总统任期解释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形成决议，以至于黎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抱怨称：“元洪③复职之初，曾宣言法律问题听候国会解决。嗣两度咨请辞职，未承开议，补任期间，亦未解释。”二复职行为的合宪性审查在讨论黎元洪复职行为合法性时，首先必须明确的重要前提有两个：一是黎元洪１９１７年７月的去职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是冯国璋随后代理总统职务行为是否同样有效？关于黎元洪去职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作为《大总统选举法》起草人之一的张耀曾认为：“查《约法》及《总统选举法》之规定，总统在任期中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弹劾去职；三曰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得让职权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元洪在张勋复辟期间的离职行为，在张耀曾看来，“其离职原因，固与前述第一第二两事无关，即与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亦属毫不相涉。盖《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者，本师美宪前例，专指总统精神丧失而言。纵谓文义浑括，强为宽解，则所谓故者，当然依限于总统本身，所谓不能者，当然限于总统自动。譬如总统久罹重病，或因公远赴异国，援引适用，尚属可通。至于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于压迫，如凭借兵威，使总统不能在职，不敢复职者，是私擅废黜总统耳，非法律上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也。私擅废除总统，本为法所不许，即当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之列。借曰不然，则《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之规定，不啻明诏为副总统者，时时可驱除总统而代之。败纪奖乱，莫甚于此”。张耀曾最后的结论是“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④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然而，张耀曾的解释存在严重的法律漏洞。一方面，他没有引用《临时约法》的规定，《临时约法》第４２条立意明确：“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发生时，逃离总统府躲入日本使馆避难，失去对北京政权的控制，当然属于“不能视事”的情形。１９１７年７月２日黎元洪致电冯国璋，也明确表示自己不能执行职权，吁请冯国璋“应⑤请依法第四十二条，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暂在军府代行大总统职务”。另一方面，张耀曾没有指出复辟后黎元洪去职行为的主动性。张勋复辟失败后，黎氏已无生命安全之虞，冯国璋在复辟政变敉平后，也曾数次表示愿意卸去代理总统职务，“敦请黎大总统即日复位，使得卸去代理职权。而⑥黎大总统去志甚坚，竟未容纳”。７月１４日，黎元洪通电否认在京复职。一直到８月初冯国璋到京①张耀曾：《赞成恢复旧国会并解释黄陂复位为合法电》（１９２２年６月６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页。②吴宗慈著，于明等点校《中华民国宪法史》，第６２２页。③张耀曾：《赞成恢复旧国会并解释黄陂复位为合法电》（１９２２年６月６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４１页。④张耀曾：《赞成恢复旧国会并解释黄陂复位为合法电》（１９２２年６月６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第４０—４１页。⑤《段祺瑞转黎元洪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电》（１９１７年７月５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政治》（２），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１９页。⑥《冯国璋为卸去代理总统电》（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９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政治》（２），第１３２６页。·１６４·

3１９２２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后，虽经劝说，但黎元洪最后仍然坚持去意，亦是个人主动行为，不能算作外来逼迫的结果，此种情形当然属于“因故去职”。虽然黎元洪“因故去职”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如果认定其为辞职行为，其法律性质确是存在争议，直接原因是关于总统辞职的程序，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般来说，辞职要满足两个法①律程序，“第一是要向有允准辞职的权限的机关去辞；第二要得此机关的允准”。在１９２２年８月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复会后，当黎元洪向众议院补行辞职手续时，就遭到众议院的拒绝，其理由是“佥以②大总统系由总统选举会选出，此项辞职咨文非本院所能收受”。而且黎元洪公开使用的正式说辞是“去职”，而不是“辞职”。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４日，黎元洪通电宣布去职，“此次因故去职，负疚孔多，以③后息影家园，不问政治”。接着又发出第二电，详述去职情由，强调“此次因故去职，付托有人，按法④既无复位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黎氏的“去职”一说当然是符合《临时约法》规定的，但是认定为辞职行为，确是于法无依，不存在法律的正当性。关于冯国璋代理总统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临时约法》第４２条规定“临时副总统于临时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虽然钱实甫认为：“《临时约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却很含糊，只说副总统于‘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未明确去职的代行应是继任⑤或继任的期限。”但是《大总统选举法》却规定得非常明确：“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后⑥尚未就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１９１７年７月７日，冯国璋通电称：“奉大总统布告第一号，黎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⑦理，兹于七月六日就职。”从法律程序上讲，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是合法的。冯国璋是代理总统而不是继任总统，关于这一点应该是没有法律疑义的。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代理总统不涉及总统任期问题，继任总统则是必须完成剩余任期，“大总统缺位时，由副⑧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之日止”。总统缺位主要分为死亡缺位与弹劾去职两种情形，显然黎元洪在张勋复辟后的状况并不属于此两种情形。而此前袁世凯逝世后，黎元洪却是继任总统。有意思的是，冯国璋在任职后也一直强调自己是代理总统，公开场合均是使用代总统的名义。如在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２日第二届国会开幕式致辞时，以“本代大总统”自称。当然冯氏的法律认知是有误的。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曰，依照临时约法君已继任为大总统，顷君犹用代理名义，此层人多不解，可得闻其理由乎，岂以君之地位尚属未定乎？冯曰不然，实则按照《临时约法》，如大总统因故离任，副总统可继位，然继位须由立法机关通过，今国会不存，未经通过，故余不过代理总统而???已”。在此问题上，此时已经退居上海的岑春煊的认知比较准确，他在通电中指出：“今黄陂健存，自非缺位。河间代理，并非继任，继任期间如至任满之日止，而代理则无此种规定。俟代理原因消①陈承泽：《法统问题的严正解释》，《东方杂志》第１９卷第１５号，１９２２年８月１０日。②吴宗慈著，于明等点校《中华民国宪法史》，第６２３页。③《黎元洪表明不拟复职通电》（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４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７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１９５４年版，第７８页。④《黎元洪否认在京复职通电（１９１７年７月１４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政治》（２），第１３２３页。⑤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６６页。⑥《大总统选举法》第５条，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６３页。⑦《国务院关于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通电》（１９１７年７月７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政治》（２），第１３２２页。⑧《大总统选举法》第５条，夏新华、胡旭晟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第４６３页。⑨《国会开会纪事》，《众议院公报》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１８年，第４页。???《冯河间与西报记者谈话》，《申报》１９１７年８月２９日，第２张第３版。·１６５·

4《史林》１／２０２３①灭之后，自应奉还大政，意义甚明。”所以冯国璋一直是代理总统，而不是继任总统，不存在总统任期期满的问题，卢永祥等人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冯氏代理的时间是可以算作第一届民国总统任期的。作为宪法性法律的《大总统选举法》对代理与继任的明确划分，与１９１３年国会制宪时效仿的美国宪法不同。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六节虽然规定，如遇总统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职责的能力时，该项职务应移交给副总统；但是这一条款中的继任程序遣词并不明确，其中没有说明“如遇总统被免职、死亡、辞职或丧失履行总统权力和责任的能力时”，副总统究竟应该成为新任总统还是代理总统。１８４１年４月，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就职总统一个月后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很快宣誓就任总统，并表示要完成哈里森余下的３年１１个月的总统任期。泰勒的行为在当时美国社会引发争议，“泰勒是否仍然是副总统，他只是代理总统之职直至举行一次特别的选举，②还是他完全继任总统这一职位和职衔，直至哈里森４年任期所剩下的时间结束为止。”但是由于泰勒就任总统的果断行动，副总统继任成为新总统的先例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并且之后被称为“泰勒先例”。一直到１９６７年美国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通过后，才明确规定总统被免职、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将立即成为总统，即继任为总统，完成剩余的任期。三法理与权力之间的任期博弈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黎元洪的去职与冯国璋的代理均是合法的，张耀曾的１年又３个月任期说自然不能成立。那么复职后黎元洪的剩余任期到底有多长，就成为我们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作为第一届国会选举产生的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其间断任期的累计，法理上的根本依据还是民初法统的存废状况，主要是《临时约法》的有效实施时间。《临时约法》自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颁行后，有效期中断发生在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根据同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６８条规定：“本法约自公布之日施行。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于本约法施行之日废止。”这样算来，袁世凯从１９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依据《临时约法》宣誓就任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到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为期２０４天，约７个月。此后《临时约法》被废弃，袁世凯不再是依据《临时约法》产生的第一届大总统，而是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出任新一届民国大总统，其任期当然应该根据《中华民国约法》重新计算，随后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又规定总统任期１０年，并且可以连选连任。这样一直到洪宪复辟的发生，袁世凯的任期均是依据《中华民国约法》，即使不连选连任，其任期也是到１９２４年４月３０日为止。１９１６年３月２２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随后还是依据《中华民国约法》重新恢复民国总统职务。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病逝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此时出现所谓“约法之争”。由于北京政府实权掌握在皖系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一开始并不愿意恢复《临时约法》，坚持遵行《中华民国约法》，从而遭到南方反袁势力的反对。而缺乏实力的黎元洪在执政之初，并不敢违逆段祺瑞的意旨，只能模糊处理《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的问题，在就任誓词中先是声称“当依据民国元年颁③布之《临时约法》，接任大总统之职权”，然后又表示“并誓于代行大总统职权之时，确守国宪”。黎元洪的态度明显是首鼠两端，同时提到新旧两部约法，并不明确表态。一直到段祺瑞在各方压力之下，于同年６月２９日决定放弃遵行《中华民国约法》，黎元洪才明示遵守《临时约法》，并于当日发布命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①何智霖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６册，台北“国史馆”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３页。②西德尼·Ｍ．米尔奇斯、迈克尔·尼尔森：《美国总统制：起源与发展（１７７６—２００７）》，朱全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０页。③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１６页。·１６６·

5１９２２年黎元洪复职及总统任期问题考辨①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这样看来，在正式恢复民国初年的法统后，黎元洪的任期应该从１９１６年６月２９日开始计算。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张勋复辟发生，翌日黎元洪被迫逃离总统府，宣布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此次黎元洪的总统任期为期共计３６９天，约为１２个月。冯国璋于７月６日正式就任代理大总统后，至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当时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第二届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徐世昌。冯国璋的总统代理任期共计４６０天，约为１５个月。１９２２年６月２日，徐世昌在直系的逼迫之下宣布辞职，直系公开宣布拥护《临时约法》与第一届国会，并迎接黎元洪复位。黎氏在６月１１日入京就职，总统任期再次恢复，继续担任第一届民国大总统职务。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民国总统一届任期为５年。扣除袁世凯与冯国璋的任期，以及黎氏本人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的任期，其实还剩下约２６个月，应该至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３日北京政变发生时，黎元洪其实还有约１４个月的任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三段任期均是依据《临时约法》的有效实施状况，正如顾维钧指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三个人应该共同任②满五年一届的总统任期。”这与第一届民国国会众议员历经两次中断，至１９２３年１０月方才完成３年实际任期的情形相似。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决定黎元洪任期长短的主因并不是法理上的解释，而是各方政治力量的博弈结果。黎氏在复职后能够续任一年，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直系内部在选举与制宪优先问题上的意见分野。洛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总统，首领人物吴佩孚反对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坚持“先宪后选”。吴佩孚批评津保派鼓动选举是在捣乱，“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③总统选举”。津保派主张先选举总统，后制宪，主要原因是黎元洪上台后，以制宪为号召，议员多赞同，趋附黎者渐多。在很长时间内，直系内部两派一直争执不下，无法达成共识。在国会中，黎派政学会主张先制宪后选举总统，反对先选举总统。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因直系运动选举总统对黎派颇为不利，黎元洪授意召集制宪会议，提出由各省代表赴京参与制宪提议，“以延搁选④举之时期，是为其恋栈之一种政策”。１９２３年５月，政学会国会议员韩玉辰发表先制宪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认为先制宪法后选总统是今日国是之所在，“与其求助于一二魁杰，无宁乞灵于百年大⑤法”。此时，黎元洪又声称应国会所请筹措制宪经费，下令财政部每月下拨国会专项制宪经费１７万元。对黎氏来说，宪法“能由其一手促成，不无有多少之利益，直接则迎合多数心理，间接则缓和⑥最高问题，一旦告成，于本身亦尚有奋斗之余地”。这是黎元洪在复职之后积极筹措制宪经费的利益动机。不过最后还是直系津保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先宪后选”，夜长梦多，黎元洪可能竞选，⑦将来不好对付。“直系害怕黎养成势力，转为贿选障碍，急欲去之。”津保派的想法得到曹锟的支持。此外，黎元洪本人及亲信又意图延长任期，其理由是“自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就背叛了民国，从而在事实上已不能视为民国总统，因此，‘新约法’颁布之１９１４年５月１日至袁死之日均应⑧为黎之任期。这样算来，黎元洪的任期还有２年之２个月，应任职到１９２５年８月期满”。直系听到此种传闻，于是愈觉迫不急待。从１９２３年５月起，直系议员在国会中，突然提出２０多个议案，主旨都是要求解释总统任期并组织大选。代表性的看法是认为洪宪改制为违背约法的谋叛行为，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总统复职行为自然也是无效的。所以从１９１６年１月１日袁世凯称帝至６月６日病①《大总统申令》，《政府公报》第１７５号，１９１６年６月３０日，第５６３页。②《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９页。③《吴佩孚反对总统选举》，《晨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３日，第２版。④《黎元洪之恋栈政策》，《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９日，第２张第１版。⑤《韩玉辰发表先制宪法意见》，《申报》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４日，第３张第１０版。⑥《北京通信：制宪前途之一线希望》，《申报》１９２３年５月３０日，第２张第７版。⑦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８２辑，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０页。⑧汪朝光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６卷，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４４６页。·１６７·

6《史林》１／２０２３逝，共计１６０天为民国中断期，才是黎元洪复职后的法定任期。然而至１９２３年５月，黎元洪复职时①间已近一年，远远超过剩余任期，“总统任满而不退位，是总统违法也”。还有直系议员更是露骨地表示：“国家至此，非择一强有力行政首长使之撑持时局不为功。其强有力之程度，以能控制最多省②份者为适。”虽然复职已久的黎元洪不为所动，不愿意主动下台，甚至还有意连任总统。但是在直系实际控制北京政权的现实面前，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３日驱黎政变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直系已经不再顾忌总统任期的法理问题，而要以武力的方式实现总统大选的政治目标。当时有论者认为，黎元洪“去岁复职，容或有法律疑关，但在国会未经依法解释其任期之前，固国法上之大总统也，而其名义③全体本诸现行《大总统选举法》而来”。用黎元洪自己的话讲，“既已依法而来，自应依法而去，接④淅可行，成言具在”。但是此时北京政坛的形势是利益压倒法理，在攫取总统大位的现实政治利益面前，以曹锟为代表的直系对待法统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正如一年前他们以恢复法统为名，希望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获得南北统一，其政治动机均如出一辙。作为法律问题的总统任期事件，最终还是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直系首领曹锟虽然很快如愿以偿获得总统宝座，但是其政权合法性却不再为国内民意与舆论所接受，这是一年多前他们拥戴黎元洪复职，倡导“法统重光”时所不曾料到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洋集团与近代社会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８ＺＤＡ１９７）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何方昱）①《解释总统任期并依法组织大总统选举会案》（议员范樵等提出），《参议院公报》第３卷第８期，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第７页。②《请咨众议院迅速共同组织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大副总统以救国家案》（议员张瑞、侯汝信等提出），《参议院公报》第３卷第８期，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第１６页。③刘楚湘编撰《癸亥政变纪略》，第２３８页。④《黎元洪关于被逼出走通电（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０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３辑《政治》（２），第１３９１页。·１６８·

7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ＪｉａｊｉｎｇｒｅｉｇｎａｎｄｌｉｖｅｄｉｎＨｕｚｈｏｕｆｏｒｑｕｉｔｅ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ａｆ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ＬｉｕａｎｄＨｕｚｈｏｕａｎｄｃａｔｅ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ｔ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ｉ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ｎａｔｉｖ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ｉｎＨｕｚｈｏｕ．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Ｌｏｙａｌｔｙ：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ｅｍｐｌｅ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Ｗｅ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ｉｎＧｕｙｕｏ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ＬＩＳｈｉｚｈ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ｄｓｔｈａ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Ｗｅ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ｅｓ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ｏＷｅｎｚｈｏｕ，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ｔｅｍｐｌｅ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Ｗｅ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ｙａｌ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Ｗｅｎｚｈｏｕ．Ｔｈｕ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ｅ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Ｗｅｎｚｈｏｕ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ｇ⁃Ｑ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ｉｅｖｅｓ：Ｔａｘｅｓ，Ｃｏｒｖé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ｖｏｌｔｉｎＭｉｎｇ?ｓＮａｎ’ａｎａｎｄＧａｎｚｈｏｕＺＨＯＵＸｉｎｇｙｕ，ＣＡＯＳｈｕｊｉ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ｓ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ｅｇ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ＬｏｎｇｎａｎａｎｄＡｎｙｕａｎ，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ｎｇ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Ｎａｎ’ａｎａｎｄＧａｎｚｈｏｕ，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ｒｉｅｄｔｏ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ｒｖé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ｐａｉｄｔｈｅｌａｎｄｔａｘａｎｄ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ｓ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ｔａｘａｎｄｃｏｒｖéｅａｎｄｉｎｄｏｉｎｇｓｏｔｈｅｙ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ｒｅｖｏｌ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ＴａｘｉｎＥａｒｌｙＱｉｎｇ：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ｘ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ｑ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Ｌａｎｄｏｆ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ｅｄｎｅｗ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Ｋａｎｇｘｉｒｅｉｇｎ．Ｉｔ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ｂｙ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ｂｙ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ｔｆｉｎａｌ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ｏｅｑｕａｌｉｚｅ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ｆｉｎａｌｔｅｘｔｗａｓｎｏｔｔｈｅ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ｆｉｓｈ⁃ｓｃａｌｅ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ｂｕｔｂｏｏｋｓｋｎｏｗｎａｓｌｉｕｔｉａｏａｎｄｇｕｉｈｕ．Ｈｕｎａｎ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ａｎｄ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ｈｏｌｄ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ｕｎａｎｎ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ｕ，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ｎｄＡｎｈｕｉ），ｓｈｅｄｓ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ｐ．Ｉｔ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ＨｕｎａｎＡｒｍｙ，ｗａｓｌｏ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ｍｉｇｈｔｂｅａｋｅ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ｔｈａ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ｔｅＱｉｎｇ．ＬｉＹｕａｎｈｏｎｇ?ｓ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ｉｎ１９２２ａｎｄＨｉ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ｎｕｒｅＹＡＮＱｕａ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ＬｉＹｕａｎｈｏｎｇ?ｓｓｔｅｐｐｉｎｇｄｏｗｎａｎｄ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Ｌｉ?ｓ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ａｓｉ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ｓ，Ｌｉ?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ｎｕ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ｗｓｂｕｔｂｙｔｈｅｇａｍｅ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ｇｒｅａ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Ｓｅｍｉ⁃Ｆ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ｍｉ⁃Ｆａｒｍ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ｉ⁃·２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