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与西画的比较和区别

《中国画与西画的比较和区别》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中国画与西画的比较和区别玉林师范学院学院摘要：绘画鉴赏实际上是一个审美接受的问题。其间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理解。在现代科学、哲学、心理学、思维学发展的当代，必然把绘画鉴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必然把经典作品的理解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关键词：中西绘画鉴赏比较区别中西绘画不仅有一个形式上的区别（包括绘画形态、形式及其工具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审美视角与思维方式的区别，因此，切忌把西方人的观念移植过来理解中国画，反之，当然也切忌用中国画的观念来否定西方绘画。绘画是一种文化形态和艺术门类，它必然显现出文化特征

2、和旁类艺术的思维方法，它必然渗透当时人的审美观念和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因此，要达到对绘画作品的较完全的理解和鉴赏，不把握文化特征及其文化门类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兼以道释为补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国古代画家必然渗透这一文化思想与思维特征，因此他们必然把这一思想文化有意无意地渗进绘画绘画形式之中。绘画思想与观念形式的发展都是文化发展的影响。当然，绘画也可能对文化有影响与促进，并丰富之。比如，中国画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即魏晋与宋元时期，正是通过这两个时期的发展才逐步形成中国画形态与特征的。魏晋玄学兴起与佛学东进，促进

3、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绘画的发展。魏晋时著名画家都是佛学家，可见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与发展之巨大。中国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则是宋元文人画的形式。文人画的形成实得力于禅宗思维方式的出现与理学价值之道德人品即“士气”的倡导。在宋代，绘画不再仅是宫廷与庙宇的装饰，不再是职业画工画家的独享，它也应该是文人舒泄倾闷与表现心志的一种艺术形式。文坛领袖欧阳修提出应该把诗的特征带进画中，从而使绘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文化显然与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文化的构成是科学哲学与人文哲学，不像中国哲学那样始终关心社会伦理价值与精神的逆向的审美追求

4、。赫拉克星将的哲学显然是解剖物质，表达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不可能站在同一河流之中。”由此导致了帕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艺术”理论。4古希腊的雕刻艺术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意大利绘画的理想模式，他们藉此进一步使绘画科学化与世俗化。所谓科学化，即使绘画雕刻化写实化，使之在平面纸上的图像想圆雕一样拥有立体感，拥有三度空间。于是他们建立一套科学的绘画理论体系，拥有一套光学、色彩学和人体解剖学理论。所谓世俗化，即深刻挖掘人性，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和需要，爱与情欲，由此以表示对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不满，自由主义也在此初显。作为一种文化

5、人文主义净胜崛起，绘画本身就是其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形式与表达方式。中画与西画在创作的文化背景上有不同。在作画方法上也有不同。中画所用的的工具是毛笔、宣纸和墨，这些工具都是软、柔的产物。然后用它们来进行勾、皲、擦、点、染色。西画的作画工具是铅笔、油画笔、图画纸，这些工具都是刚、硬的产物。西画有明暗之说，中画有阴阳之讲；西画的五大调子：高光、灰面、明暗交界线、有反光和有投影，中画的墨分五色：浓墨、淡墨、积墨、焦墨和宿墨；而西洋画所用的工具材料及画法与中国画不同。如油画是用透明的植物调合颜料，在经过加工的布、纸、板等材料上作

6、画；版画不是用手直接画出来的，而是通过画稿、刻版、再以版为媒介，经过印刷等三个环节来完成的；水彩画是利用颜料的透明性，以水色的掺合晕接、渗透、重叠在白纸上作画；水粉画则是用水调合胶水、粉质不透明的颜料，在纸上作画。中国画的山水、花鸟往往含有象征性，例如梅花、松树象征不畏严寒，顶风冒雪，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西洋画风景和静物画主要是追求画面上的美，讲究光和色的调和，画的内容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中国画的景物，不重视、也不描绘物体上的光及色彩变化，而注重景物的神韵，即不重视形似而重视神似，注重“以形传神”、“形神兼备”。西洋画受

7、科学法则的制约，即遵照透视学、解剖学和彩色学的原理进行创作。采用焦点透视法，在平面上创造出一个立体空间。而中国画采用多点透视法，既用散点透视，也用焦点透视。西洋画在画面上涂满色彩，不留空白，而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很注意空白的经营，使没有画面的部位，像有画面的部位一样成为整个画幅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国画另外一个主要特点是用线造型。线条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塑造形体的要求，成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西洋画家也利用线条塑造形象，但他们更侧重于表现形象质感、量感、空间感，线则处于次要地位，离开要表现的形体、结构、明暗等具体内

8、容，线条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线描之所以能表现出灿烂多姿的形式、美感，是与用笔分不开的。我国人物画的艺术形式美之一，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形体、衣褶、衣饰的处理上。自东晋顾恺之到唐代阎立本、吴道子、韩混、以及宋代诸家都各有自己的线描笔法。“十八描”中的各种名称，早在唐以前已散见于诸书。它的全部名目见于周履靖的《夷门广牍》、明代汪玉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