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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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改革必须付出代价作为经济学家的樊纲，对于公平问题有着自己的理解。在《经济人生》中，他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解读社会问题。公平不是结果平等，而是起点平等；起点平等是制度平等，而不是能力平等。过度追求结果平等，会陷入普遍的贫困。而这种“不公平”是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的一种“成本代价”。经商并不一定能致富，倒霉破产的人多了。但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有一点至少是清楚的：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在一个经济的起飞阶段，经商者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谁抓住了机会，扎了下去，并不需要很大的本事，就能在市场上打下一块地盘，终生受用。这种美好前景，对于任何

2、人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种诱惑。况且，对于个人来说，问题不仅在于致富的“绝对水平”，而且还在于贫穷的相对尺度：大家都穷时，自己穷点也无所谓，没有对比，没有反差，也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可是，当有人开始富起来，住豪华公寓，出入酒楼、宾馆，开着高级车，拿着“大哥大”，你的穷酸便会越发地凸显起来。最初的时候，富人还是极少数，你还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分子，心里多少还是平衡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商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多，你就可能真的落入那个不大不小的贫困阶层，眼看着别人能有种种高级的物质享受，而你却没有，那种“相对贫困化”的未来才是真正可怕的。

3、“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人人都会有的心理，并不总是导致人们消极地去压制、摧残他人的致富能力，也会促使人们积极地去参与竞争、缩小差距，使穷人们努力改变现状，也加入富人的行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我们这些“国家职工”想要靠国家拨款、长工资来迅速提高收入水平，赶上其他社会阶层的水平，恐怕是不大现实的。所以要想尽快富起来，只有下海经商去。国家机关和学术界，集中了一大批能干的“社会精英”，这些人历来认为自己能力在他人之上，什么事都比别人干得好。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是因为搞研究、进政府最能发挥自己的才

4、能，经商致富的机会还不多，社会评价也不高（不够“时髦”），才选择了做一名国家职工的道路。如今情况变了，一搞市场经济，别人倒先富了起来，自己反倒相对贫困，用物质指标显示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心理上的“不平衡”是最大的，所以一旦机会成熟，许多人弃官从商、弃文从商，十分自然。从个人来讲，如果学术兴趣、当官的愿望并不很强烈，不下海是错误的，因为既然学术与仕途并不能给你带来多大的满足，一旦其他机会出现之后，就应该尽快一走了之，去从事能给自己带来更大满足的职业。同样，如果一个人经营管理的能力很强，充满“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能力，能创造出更

5、大的财富，不去下海就是资源的浪费。同理，如果因家庭的原因、工作岗位的性质以及自己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系列在目前条件下适合于经商的社会关系，他也该尽快下海，否则也是资源浪费，即那套社会关系的浪费。他有社会关系，我没有，他搞起经营来就比我容易得多，各方环节容易打通，各种条子容易批来，比起我“后门”在哪儿都不知道、一切要从头搞起，要节省很大的时间与精力，成功的把握也大得多，何乐而不为？不然反倒“瞎了”。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就是用长远眼光看，现在一大批官员、学者下海，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管理一切，事事向“

6、官本位”看齐，政府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一大批人下海，既能使政府“消肿”，转变职能，又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使更多的人能够各得其所，发挥自己的能力，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大家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想哪怕在这过程中出现一些“官倒”、“官商”，发生许多不那么“公平”的事，在所难免，况且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是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的一种“成本代价”——不让他搞“官商”，社会还是得“养活”他，还是“不公平”。他一日在其位，还得一日谋其政，还得想着法地来管你、卡你，对经济的发展可能有害而无利，与其如此，不如给一条别的“生路”，大家都舒服，经济发展了

7、，市场体制健全起来了，不公平的事才能越来越少。学界的事同样如此。现在一些教授、研究员下海经商，以至出现了“教授卖馅饼”之类的现象。有些人大呼“斯文扫地”、“文化堕落”，其实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知识分子当然希望国家和社会来“养士”，吃饱了喝足了，解除了后顾之忧才能安心做学问。但是我们也该问一问以下的问题：社会现在是否有那么多钱来养你？（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讨论过了。）面对新的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知识界、学术界也面临一个“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的问题；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不那么想继续搞学问还是想继续专门搞学问，也都面临

8、着一个如何在新的条件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总之，一些官员学者“下海”经商不仅十分诱人，而且于国于民于自己，也不无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