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历史小说观念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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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历史小说观念的嬗变白岚玲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在宋元“讲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演义小说的成熟。影响所及，掀起了明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称：“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但在创作上模仿或“效颦”并不等于同时能够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作为历史小说的《三国演义》的性质及价值。明代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在社

2、会上广为流行，所以围绕它们的评论数量也最多。明代小说理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小说问题，明代小说理论发展的核心就是历史小说观念的嬗变。一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刻本是刊印于嘉靖元年（1522）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前有弘治七年（1494）庸愚子（蒋大器）作的序。这篇简短的序言奠定了我国历史演义小说理论的基础。庸愚子在序中阐发了这样的观点：一、史书（指正史）不仅记历代之事，且“有义存焉”，即通过对所记人事之褒贬，“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使后人“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二、史书之文由于“理微义奥

3、”，俗众“往往舍而不顾”，致使“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三、前代的评话根据的是野史，“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故“士君子多厌之”。四、《三国志通俗演义》避免了史书和前代评话的上述缺陷，“考诸国史”，“留心损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因此颇受到士君子青睐，“争相誊录”。五、读《三国演义》当如读《三国志》一样，不仅要从中吸取道德教训，辨别忠奸善恶，并且还须据此“身体力行”。庸愚子的观点已经涉及到了历史小说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其思想观念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与他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者不乏其人。林翰（1434--1519

4、）的“正史之补”说和修髯子（张尚德）的“羽翼信史”说与他的“庶几乎史”说本质相同。林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希望“7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则强调《三国演义》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总之，他们都认为历史小说的目的和价值就是用通俗的语言改写正史，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进行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既然庸愚子等人对历史小说的性质抱着上述的看法，那么，他们必然要求通俗演义如史书般忠于史实，“事纪其实”，不容许至少不提倡在小说中加入虚构的故事，主张作家以史家修史的态度

5、和方法从事历史小说的写作。当然，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史书的翻译，在题材上亦非编年体或纪传体，作家在敷衍故事时必然需要进行“损益”或“隐括”才能“成编”，但庸愚子等说的“损益”和“隐括”指的只是对史料的取舍剪裁，并非指艺术虚构。在要求历史演义严格依据史实方面，余邵鱼等人态度更加坚决而明确。万历丙午（1616），余邵鱼在《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中称：“故继诸史而作《列国传》，起自武王伐纣，起今秦并六国，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凡英君良将，七雄五霸，平生履历，莫不谨按五经并《左传》、十七史、《纲目》、《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而逐类分沉。且

6、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其视徒凿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这说明其《列国志传》本是一部“实录”的史书，改为通俗演义仅为便于俗众观览。后来冯梦龙（1574--1646）在将《列国志传》改编为《新列国志》时，亦强调“兹编一案史传”，甚至指责余邵鱼未能真正忠于史实：“旧志事多疏漏，全不贯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也批评原书故事荒诞、人物颠倒、制度失考，盛赞新志“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我们自然

7、很难指望这批仅仅把演义当作通俗历史读物的这批明代文人会对历史小说创作方法乃至历史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等问题展开任何探讨。他们围绕《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的议论的共同倾向是，无视或者抹杀历史演义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只看到历史演义取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这一面，用对史书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小说，忽略了历史小说的本体价值。他们以史书的编纂方法代替艺术描写，以伦理道德宣传取消小说审美功能。他们在历史小说中只看到“历史”，而没有发现“小说”。从历史小说理论的逻辑发展来说，我们不妨把上述这种理论看作明清历史小说理论的第一阶段。它显然不能给历史小说创作指

8、明方向，相反带来了限制和束缚。但在另一方面，庸愚子等人的议论对于提高通俗小说的地位、促进历史小说的繁荣，又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的大力提倡，初登文坛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上层文人的承认，虽然从今天来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