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尊孔保教”思想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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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对“尊孔保教”思想的质疑　　一、尊孔保教源于对康有为的学术师承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教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与传统意义上的尊孔不同的是，康有为尊孔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封建政治制度，他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先师，将维新变法的主张贴上孔子的标签，以新孔子对抗守旧派的旧孔子，从而减轻变法的压力。　　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评价康有为是中国真正的宗教家，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他们认为，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构建了将儒家学说由哲学转化为宗教，进而抵御西方宗教侵略的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近代的中国人中，康有为是对西

2、方利用宗教控制人心、侵略中国认识较早的人物之一。早在1896年中法战争之后，他就曾上书光绪皇帝，指出法国在中越边境设立教堂从事宗教侵略活动的危害性，但这封上书没能送达给光绪。1898年6月戊戌变法开始以后，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进呈给光绪的同时，再次以奏折的方式陈述宗教侵略的危害：顷闻山东知县赴任，须先谒教士，州县见教民畏之如虎；有讼狱一从彼教，则曲亦得直，奸民多托而自庇者，气压乡曲；小民无知，益复风从，裹胁益众，广东东莞县，有一夜半城从之者。故畏之愈甚，媚之愈至，从之愈多，莠民多从，教案愈起，若是者于今五十年，而仰天束手，卒无一策，以善其后者，亦可异也。　　康有为清楚地看到教案问题对中国

3、的危害性，那么如何抵制西方的宗教入侵?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能够与西方宗教相抗衡的、中国自己的宗教。康有为早年曾经受到佛教和基督教的很大影响，他不仅接受他所喜爱的宗教学说，并始终试图将宗教融入于儒学之中，因为他发现佛教、基督教中的仁爱理念与儒家学说中仁的思想极为接近，因而他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孔教。鉴于这一思路，康有为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将保教置于同保国同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康有为一直在用尊孔保教的思想为他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构建理论体系，那就是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的政教双轨体制，只要对这种政治体制的信仰不变，他的尊孔保教的观念就不会发生改变，这也是使他在思想上表

4、现出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特征一个原因。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维新变法最有力的宣传家，梁启超最初是康门中尊孔保教的中坚人物，他称赞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是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在他的第一部政论《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深入阐述了康有为的保教理论，宣称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几乎是原文照搬了康有为的说法。在公开场合，梁启超也极力维护师说，甚至屡次与其他维新人士产生争执。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汪康年任报馆总理，因为宣传维新改良言论，《时务报》很快就从所有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梁启超的《变法通议

5、》就发表在上面。由于梁启超在报刊上始终坚持宣传师说，汪康年对此不能赞同，二人曾公开产生冲突，梁启超宣称：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　　弟子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同为报馆撰述的章太炎也曾因不能赞同康有为的经学见解，逐条驳斥《新学伪经考》中的谬误，引起梁启超的恼怒，最后二人大打出手，章太炎一气之下离开了时务报。1898年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时，撰写《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两篇文章宣传保教，他宣称《春秋》为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

6、，孔子作《春秋》垂制立法，以教万世，是行天子之责任，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而作《春秋》。梁启超还推举孟子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与荀子继承孔子学术相比，孟子之学在经世，是孔门政事之科，其所得力在《春秋》。孟子于《春秋》之中，其所传为大同之义，仁义二字是孟子一切学问的宗旨，保民是孟子的经世宗旨，孟子对大同思想的解释是：无义战是大同的起点，井田是大同的纲领，性善是大同的极效，尧、舜、文王是大同的称号，王霸是大同、小康之辨。总而言之，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在《饮冰室合集》中保存着一份写于1898年梁启超给友人的回信，题目为《复友人论保教书》，信中梁启超大谈孔子创教立法，极言

7、保教的必要性，声称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他说今日孔教有日渐消亡之势，呼吁有志之士成立保教公会，断言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　　二、对尊孔保教提出质疑但未能突破　　以上梁启超的种种言行，似乎都能表明，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捍卫康有为的尊孔保教理论，是一名保教理论的忠实拥护者。然笔者认为，梁启超提倡和宣传康有为的保教思想，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理论的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