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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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之际“私”观念的兴起及其社会史关联有关中国“公私”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1]在这篇论文中，我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哲学中“公私”观念的基本意义及其演变；其中第三部分的标题是“‘私’的抬头及其合理化倾向”，我简要地考察了明清之际作为与“公”相对的“私”是如何被自觉并被合理化的。作为结论性的东西，最后我指出了中国“公私之辨”的问题性及其克服的途径，强调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因为“大公无私”就容易成为其反面的“大私无公”。[2]与这篇论文具有一定的关联，后我又发表了一篇小

2、文章，题目是“化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矛盾”。[3]“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新近中国知识界逐渐使用起来的一对观念，它具有西方知识界的背景，阿伦特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具有代表性的言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认为中国传统所说的“公私”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用法，具有相互理解和解释的可能。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公与私的紧张，也可以说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紧张。“我们过去过分强调整体主义的‘公’。这种从‘公’出发的文化现象看似公正，其实它最不利于公共领域的保护。在忽视、损害私人领域的同时，也是对公共领域

3、的一种间接摧残。”[4]为了化解它们的紧张，就需要划定公私不同领域的各自界限，防止“越位”和“替代”。这里我要具体考察的明清之际的“私”观念，恰恰就是对久居中心地位的“公”的一种逆反。我用“私”的“抬头”来描述它在这个时期特有的一种反弹状态。常常作为正面性“公”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反面性的“私”，在这个时期，不甘于再受到压抑和束缚而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的正当性和名分。我们可以简单地举出此前“公”被哄抬和“私”被否定的事实。在互相争鸣的诸子之学中，不同意义上的“公”都受到了他们的各自推崇。《吕氏春秋》有《贵公》和《去私》两篇，嵇康有《释私》，在它们的作者看来，“私”是要加以克服的不正当的东西。

4、作为具有背反性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他们的各自逻辑中，抽象而论，都张扬和坚奉被作为“天理之善”的“公”，贬损和压抑被作为“人欲之恶”的“私”。难道只有“公”才是合理的和正当的，“私”只能是负面的东西因而必须加以根除吗？明清之际的一些思想家们没有再安居于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他们理直气壮地为“私”进行辩护，伸张“私”的存在权利。他们首先破坏“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化逻辑，使天理与人欲统一起来。如，他们或者通过把“人欲”提升到“天理”的位置（如李贽说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吕坤说的“其欲亦是天理人性”等），或者把“天理”放在“人欲”之中来把握（如陈确所说的“天理正从人欲见”），使“人欲

5、”获得正当性。由于“欲”获得了“理”的资格而不再是“理”的异己物，这就不仅使“理”与“欲”的各自的意义发生了转变，[5]而且也消解了作为两极性的“理→←欲”的对立性关系结构。其次，他们直接从“自然”的意义上为“私”赋予合理性的基础，反对剥夺作为人的“本性”的“私”。下面我们就来稍微具体看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是如何为“私”申辩的。作为几个个案性人物，可以举出李贽（1527－1602）、陈确（1604－1677）、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等。这些思想家或被之为反理学思想家、前近代思想家，甚或被称之为启蒙思想家，这些说法都欲强调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新颖性”

6、。一般来说，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意识到了“私”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不同的逻辑为“私”寻求存在的正当性。他们对“私”的分别言说，构筑了一个思想史上从未有过的“私”的风景线，使被压抑和潜意识中的“私”，得利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宣泄和申诉。这是可以肯定的。我这样说，当然不希望造成一种“私”好像就是他们各自言说中心的错觉，比较他们的各自大量著述来，他们对“私”的言说，又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告诉我们，当把“私”的抬头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个独特风景线时，是需要加以限定的。他们之间既没有约定和共同的宣示，也没有大张旗鼓，但却都注意到了“私”，对“私”产生了过去所没有的“兴趣”，各自为“私”进行了也许他们认为不需

7、要长篇大论的申辩。他们可能有互相影响的地方，他们的言说出现在那个时期，在社会的条件中也将得到一定的解释(后面谈)。李贽为“私”的申辩是彻底的。他毫不顾忌地把“私”规定为“心性”的本质，使“私心”和“心私”具有同质性。由于“心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以把“私”纳入到人的“心性”之中，不仅使“私”获得了正当性，而且“心性”也在与“私”的结合中得到了新的意义。李贽所说的“心私”的“私”，就是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追求。他坚持认为，“私”既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