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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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性别、族群与差异：妇女研究的新取向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及生态迅速重构的全球化时代。植根于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的社会性别差异（genderdifferences），同阶级/阶层、种族、族群（ethnicity）、种姓（caste）、性取向（sexualorientation）、年龄、文化、语言、地区/地域及国家等社会差异和权力等级，[1]纵横交织，不仅挚肘着世界各地社会与经济变迁的进程，而且伴随各地社会的转变而发生千姿百态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尤其是在90年代，女权主义者[2]对这些差异的理论化层出不穷，纷繁复杂。她们

2、的共识是，惟有将日渐拉大的种族、族群、阶级差异以及南北之间的全球差距等一并予以考虑，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才能得到更加微妙和全方位的理解。本文旨在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现状来审视和解析这些理论。文章第一部分将简要梳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从普遍走向特殊的历程。接下来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反观中国妇女中现存的各种差异与权力等级。第三部分侧重于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若干问题做一粗线条的评述。基于前述分析，文章最后将提出几点研究建议。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妇女研究亟待在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情境下来书写和再现妇女，纳入包括族群在内的诸多差异范畴。值此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契机，在探讨

3、民族地区和边区妇女发展政策和实践时不失时机地纳入这些差异，亦已成为摆在广大妇女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挑战。　　一、女权主义话语的嬗变：从普遍走向特殊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崛起之初，诸如“妇女”、“压迫妇女”等概念基本上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自西蒙娜·德·波伏娃以来的女权主义经典理论一向用一种普遍化的言语来描述妇女及其面临的问题。社会性别被认为是超越国家、地理、历史及文化界限的，世界各地的妇女因而被普遍视作父权制统治和压迫的对象。缘此之故，“姊妹情谊”也被认为是全球性的（Morgan，1984）。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

4、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开始检视建立在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经验之上的欧美主流女权主义理论，挑战其有关妇女特别是关于非西方和非白人妇女经历的同质性话语，并抨击其对妇女之间存在的阶级、种族、族群、性取向等诸多差异缺乏敏感。进入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开始从各自学科出发审视妇女之间存在的各种社会差异与权力关系。[3]她们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解构和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理论建构，极大地拓宽了“女权主义”定义本身和整个女权主义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有关知识创造的认识论[4]理论也开始日渐成熟，构成为女权主义著述的又一显著成

5、果。美国知名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Harding，1986）和唐娜·哈拉维（Harainiststandpoint）和“处境知识”（situatedknoinistpoststructuralists）认为，社会性别化的经历由社会性别、种族、阶级、族群及年龄等不同的身份与差异造就的“处境知识”的体现。后殖民女权主义者（postcolonialfeminists）所寻求的则是跨文化的空间和话语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参见胡玉坤，2001a）。例如，亚力山大和莫汉蒂合编的《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一书着墨于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

6、经验、历史及自我反思，并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剥削等多重压迫，以便提供一个“比较性的，相互关联和有历史根基的女权主义概念”（AlexanderandMohanty，1997）。而后现代女权主义者（postmodernistfeminists）则更欢呼差异，强调多元化，并承认被压制的和边缘的声音。她们也呼吁将妇女的声音和经历放置于她们生活与劳作的特定时空之中（FraserandNicholson，1990）。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的过份强调也令女权主义者忧心忡忡，因为此举颇有削弱、分裂甚至瓦解女权主义政治意识与行动的架势

7、。[6]　　西方女权主义者对各种权力关系的敏感性和理论化，如今已成为女权主义思想和分析的基石。她们把社会性别当作一个主要变量，着重考察它同其他社会差异的交叉互动。在她们看来，所有等级制皆互为关联，社会性别、种族、族群、国家、阶级、性取向、年龄、地域等诸种差异使那些貌似雷同的个人经历发生变幻莫测的变异，并且所有范畴皆处于变动不居的动态状态，它们会因时间的流逝、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伴随“差异政治”的盛行，女权主义内部的异质性甚至被当作其优势及其生存的关键所在。对异质性的强调还导致了对女权主义分析范畴中一些关键性术语的省思和再探究，其中包括单复数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