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描述：
《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研究回顾》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十年来国内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研究回顾 〖摘要〗本文从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乡村经济、宗族与家庭、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十年来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认为,十年来,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乡村社会史 回顾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新领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展了起来。不过,由于资料的不足,关于魏晋南北朝下层社会
2、,尤其是乡村社会的研究还不多,以此为题的专著只有齐涛的《魏晋南朝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试图对近十年来国内的魏晋南北朝乡村社会研究作一回顾,以期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乡村制度与基层组织 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承袭了汉代的乡、亭、里、伍之制,但是由于战乱,西汉以来的乡官体制,已趋于没落。余行迈、魏向东《六朝地方官制述论》(《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认为在原来的乡里组织之外,出现了称之为“村”的地方行政组织。齐涛的书中,讨论了村的起源、村的基本特点以及村
3、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对有关“村”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见前引书)不过,他的研究主要针对东晋南朝,揭示出了村落的纵向发展过程。侯旭东对北朝“村”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的文章《北朝村落考》(《何兹全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和《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都力图把握“村”的动态发展,以及在北朝大力推行三长制的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讨论村的实态。前者讨论了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及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后者则利用作者掌握的大量的石刻及其它考古材料,考察北朝乡里制的
4、实行情况,指出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村民对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中被架空。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科 三、宗族与家庭 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门阀士族制社会,家族制度及其相关内容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士族门阀与宗族乡里关系是近年来史界比较关心的问题。陈琳国《论襄阳的晚渡士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认为与襄阳的紧密联系是侨居襄阳的晚来士族高门走上仕途,活跃于南朝政治舞台的根基。张琳《南朝时期
5、的雍州中下层豪族》(《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认为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上的兴衰取决于他们在当地士族制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雍州地方社会联系的强弱程度。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则以京兆杜氏为个案说明了与宗族乡里的关系在士族发展中的重要性。王力平《四至九世纪襄阳杜氏家族述论》(《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从襄阳杜氏兴衰沉浮的历程中透视中古社会宗族的发展与根深蒂固的乡村基础的密切关系。 儒学与宗族兴衰的关系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张天来《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家族观念》(《江海
6、学刊》1997年第2期)认为儒学在魏晋南北朝并未衰落,只是在士族社会中打上了家族观念的烙印。王永平《汉魏六朝江东大族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探讨了儒学化与江东士家大族形成的关系,认为家学的形成是维持这些大族地位长期不变的重要基础。对宗族问题的理论探讨也有所展开。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将宗族分为三种类型,研究了宗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认为当时宗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则研究了宗族的组织形式、观念
7、以及来源。黎虎《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中原大家族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讨论了魏晋的宗族制度与客家人的居处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客家人以围堡式大屋为中心的聚族而居,融生产、生活与自卫于一体,具有独特的民系与地域色彩的居处方式,直接渊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地区。他的《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文史哲》2002年第3期)对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对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和居处方式的继承,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深入研究家庭对进一步理解魏晋南北朝士族制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冻国栋
8、《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北朝时期一般民户的家庭规模大体上与汉晋时期略同,五口之家是普遍现象。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