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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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二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张之洞到达武昌，开始总督湖广，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晋京入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前后督鄂近二十年。此一阶段，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进一步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扬弃“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确立“以工立国”思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提出了“宜讲求工政”的主张。他首先批评了重商主义的“以商立国”论，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

2、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批评“以商立国”论为“皮毛之论”，认为发展工业才是“富民强国之本”。他进一步指出：“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精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甚至毡羽、煤油、洋红、水泥之类，则尤属贱质弃物，一加制造，便成天下大利。即如日本，尤重工政。该国于各通商都会遍设劝工场，聚民间所造器用百货。第其最精者，亦仿西洋之例，国家予以赏牌，使专其利。是以百工竞劝，制造日精，销流日广。今日本土货其实在物产不过海菜、铜、煤数端，此外凡所以图中国西洋之大利者，大率皆资之于人力，而非仅取之于地产。中国生齿繁而

3、遗利少，若仅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通过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考察，认识到在工业时代，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而中国人口众多，光靠传统农业已“断难养瞻”，因此，张之洞主张，中国要富民强国，必须“以工立国”，一心一意地“讲求工政”，发展近代工业，这才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7。）。而日本的富强，就是“重工政”的典型例证。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张之洞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

4、用西法十一条折》中再次提出“劝工艺”主张，他说：“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商贾有贩运。”（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4。）经济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于工业化思想的产生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张之洞正是通过对“以商立国”重商主义思想的扬弃，从而确立了“以工立国”的工业化思想。2.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工业化不是单一函数的变化，其完整的产业结构，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张之洞在长期洋务实业建设中，加深了对近代产业

5、功能的认识，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张之洞首先强调了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枢纽作用。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同时又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注：《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注：《开设缫丝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35。）。“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

6、国矣”（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交通为纽带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张之洞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商业与工业的关系是“相因而成”，“二者相益，如环无端”（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一方面是“工为体，商为用”（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商业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和产量提高：“货畅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自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以劝哉！”另一方面是“商为主，工为使”（注：《劝学篇·

7、外篇·农工商学第九》。）。通过商业搜集市场信息，以引导工业生产：“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攸关“民食”，而且制约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张之洞素来重视农政，来鄂后，对于农业的产业功能及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有诸多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内容，提出了“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注：《招考农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