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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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偏失与重构综观百年以来的中国小说史研究著作，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一种单向度的“藤瓜模式”，即小说史的时间进程为“藤”，作家作品犹如结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时而进。这种“藤瓜模式”看似提纲挈领，脉络清晰，实则是以牺牲小说史本身的多元性、丰富性为代价，是对小说史研究模式的单向度的片面构型。反思一下这种“藤瓜模式”的根本性偏失，关键就在于它过于注重时间一维的线性演进，而普遍忽视空间形态及其与时间形态内在交融的立体图景。为彻底纠正这种偏失，并重构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小说史模式，我认为，当前最为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

2、小说史的理论革新与建设，尤其要重点加强中国小说史的时空形态的关系研究。其中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文化等本质问题，也需要借用和建构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式。通过双向互观与比较，我认为有必要充分吸纳和融合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层与文化圈的理论与概念，应用于新型小说史模式的建构之中。文化层，意指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由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而成的层次序列，每一个层次都反映着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特征。因此，文化层所代表的是一个历史时期，它的重心是指向时间维度。作为研究人类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文化层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比较、研究、鉴别各个

3、民族文化嗣续的谱系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圈则是指基于一定生态环境而形成的文化地带、文化区域，其重心是在文化的空间而非时间。文化圈论的意义在于借此能使我们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人类文化的空间布局以及各个不同的空间单位的文化形态与特征。同时，通过观察文化圈的形成与演化轨迹，也有益于对文化层的复原与分析。总之，文化圈与文化层分别构成文化的空间向度与时间向度，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包融，又相互转化，共同体现了人类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内在时空特征：文化圈标志着文化层的空间布局，文化层则标志着文化圈的时间演化。由于小说时空模式的建构与文化圈、层理论首先具有研究目标上的同趋性，即都是为了

4、揭示小说与文化在不同时空中的表现形态、本质特征与内在规律。其次，是研究对象上的同质性，即在文化层与小说史时间形态的时序性，文化圈与小说史空间形态的地缘性之间本质上是息息相通的。再次，是研究模式上的同构性，即都是以时空两个维度为基轴，进行还原性的重构，以重现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的立体时空图景。因此，吸取和借鉴文化层与文化圈理论运用于中国小说史理论研究，在纠正中国小说史研究百年偏失的基础上重构新型的小说史模式，不仅是十分有益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行的。在借鉴和融合文化层与文化圈理论运用于中国小说史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根据重构中国小说史研究新型模式的内在需要，并结合中国小

5、说发展史以及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还须在以下四个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一是关于“流域轴线”问题。“流域轴线”概念与问题的提出，是基于黄河、长江同发源于青藏高原、由西而东、南北呼应的地理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区域分布与历史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江河流域的地理特点而逐步形成的独特的文学与文化带，故以“流域轴线”而非“流域轴心”名之。从中国小说的产生、发展、繁荣、转型历程来看，以上两大流域的确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中国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长江流域轴线较之黄河流域轴线作用更大。这从小说业已成为一代文学代表的明清时

6、期，名家名作多出于长江三角洲这一事实即可得到充分的印证。此外，与黄河和长江流域轴线相交叉，还有第三条非常重要的南北轴线——贯通京杭的大运河流域轴线。以上三条轴线由一南北连通二东西，并交叉于黄河与长江的两大三角洲中，从而为中国小说尤其是后期小说走向繁荣创造了无比优越的生态环境。如果说三大流域轴线是中国小说创作与传播的“黄金通道”，则三条流域轴线的交叉点则是中国小说创作与传播的“黄金网站”。二是关于“城市轴心”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小说与西方一样，也是从城市文化母体中诞生，又在城市母体文化中走向成熟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论古代小说起源曰：“小说家流，盖

7、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闾里小知者”，皆可证明中国小说在其初创阶段即与城市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民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城市文化实乃小说的母体与载体——这也正是中国小说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的精神源泉之所在。尽管小说在明代成为一代文学主要成就的代表之前，一直作为“民间传统”居于文学边缘地位，但却因其紧密依托于城市文化的母体与载体之中，故尔能伴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又伴随着

8、城市轴心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进入宋代之后，随着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