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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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析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摘要：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非同一、绝对否定性的反辩证法。因此，“否定的辩证法”在《启蒙辩证法》孕育成长的过程中，也必然走向在“崩溃的逻辑”中的终结。然而，这并不意味阿多尔诺本身的思想贬值或是毫无意义，相反正是研究了“否定的辩证法”，我们才能全面地把握理解阿多尔诺的思想体系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甚至对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发展和当今社会的终极关怀都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非同一性前言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axHorkhEimer）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概念以来，[2]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尔诺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显学。然而，作为标志“否定的辩证法”经典形态的完成和阿多尔诺“一生学术生涯缩影”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从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由于这种困惑，在后现代氛围中最终造成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话。在笔者看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本“不可翻译的天书”，但也绝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获得的“廉价品”。阿多尔诺确实为自己的思想刻意设置了许多藩篱，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3]因此，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本文拟从基本的文本学解读模式入手，结合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就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基本形态的辩证法，这就是青年卢卡奇（GeorgLukács）“历史的辩证法”、萨特（J.P.Sartre）“人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科学的辩证法” 。不过，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传统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1．“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4]，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变。“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5]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同一性”，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共识”，同于稳定性、确切性。“同一性”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本体论上它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对首要性的强肯，其实质就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虽然阿多尔诺在认识论上仍然认为，“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6]，但他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同一的平衡关系，这种同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力场”（Kraftfeld/Forcefields），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是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的非架构的“星丛”（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状态。星丛，（阿多尔诺借用本杰明(artinJay）在评论他指出的那样：“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否定了作品，从而否定了思想家。”[17]这种历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一个历史的思想家不是惧怕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为可能。辩证法不是不承认差异，反而是指出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认差异，但又不能仅仅是差异，任何差异只有在获取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义。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差异和随之而来的非同一性，我们就只能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迂回，永远达不到普遍性的认知，永远不能凭借科学而生存，同样，辩证法就永远不能被赋予理性与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为反自己的敌人。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而言，它实质又是反辩证法的。3．“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在传统哲学中，“否定”作为“肯定”的矛盾，并不是与“肯定”毫无关联的，而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是肯定的对立统一。如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这一著名的三段论便是如此。因此，传统哲学的否定观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否定中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承认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借助概念等符号把握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承认以符号、概念、意义存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肯定、概念、理性，因为与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构成矛盾运动而形成辩证统一，并因为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运动变化现象，而具有永恒的价值。[12]然而，在阿多尔诺看来，传统哲学的辩证法，不论柏拉图的还是黑格尔（Georgent）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构建，而是一些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但它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渗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总称。书的一开头，他们便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18]“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19]。启蒙精神是要摧毁神话，“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20]。就是说，启蒙过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在后来，“理性变成了对目的性的盲目”[21]，“思想完全变成了机制”[22]，“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23]，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真理都会成为偶像被盲目崇拜”[24]，从而走向它反面——一种新的神话。这样，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25]于是，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锢理性的神话枷锁解放理性的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实际却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爱，但现实却走向统治和压迫；它旨在反对专制、极权，但自己实则却成了极权主义；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终却偶像化了；它本想进步，但实际上则导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26]。启蒙辩证法也就意味着启蒙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启蒙辩证法》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27]。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28]这里，“ 批判已经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29]他们揭露的不仅是启蒙精神、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否定性，还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与否定，并深刻揭露出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都具有趋向对立面的倾向”[30]。当然，竭力鼓吹悲观主义，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书中用悲观主义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和展望，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明批判之先河，并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其雏形的基本形成。[31]2．“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成熟与终结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阿多尔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它显著地改变了“崩溃的逻辑”（LogikdesZerfalls/logicofcollapse）的理论力场，使“崩溃的逻辑”本身被主题化。随着《启蒙辩证法》的完结，这样原先处于潜伏之中的“崩溃的逻辑”就走到前台，并最终在完全变化了的理论力场中转型成为“否定的辩证法”。[32]阿多尔诺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全面颠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阿多尔诺哲学批判的指向是令人战栗的。他要否定的正是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在远古时代得以确立的基础，即“一”。这个“一”就是万物（像）背后的本质，可谓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之发轫。然后才有了柏拉图的理念说（“一”和它的分有等级）、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第一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神化的、作为绝对本质的“一”）。[33]说到底，这个“一”当是全部唯心主义同一性原则的逻辑基奠。而同一性无非是一种不宽容自身之外的任何主体性思维，它要求客体的绝对同一和服从。但在阿多尔诺看来，“真理，即主体与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为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为存在”[34]。因此，不仅黑格尔辩证法，包括当代从尼采（FriedrickNietzsche）、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胡塞尔（EdmundHusserl）一直到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萨特，都不过是以新的手腕做同一个虚假的预设，至多是原来的绝对观念现在被称作“权力意志”、“意向性”、“第一哲学”或“存在”。实质都是突出主体性、贬抑客体以便更有效地支配客体的人类主体性圈套，但这种圈套最终又套住了人本身。所以，阿多尔诺强调“在批判本体论时，我们并不打算建立另一种本体论，甚至一种非本体论的本体论”[35]。 然而，阿多尔诺批判本体论的目的，并不只是在于强调辩证法的非本体论化，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受商品交换原则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阿多尔诺指出，由于在商品交换原则中，不同的商品具有同一的质（这里的质是指把商品的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从而使得不同一的个性和成果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的，并最终扩展使整个世界成为同一的和总体的。因此，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虚假的、表面的同一。在这里，人们之间以及人和物之间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居于同样的地位。个人生活逐渐社会化，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as）所指的，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在批判现代性方面走得太远，最终也就瓦解了自身理论的基础。三、研究的意义关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我们如果只是否定，相反则只是毫无意义地赞成、肯定。因为这种否定，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与“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都极为相似。实际上，单从批判的彻底性来讲，否定是较之扬弃更为深刻的一种思维模式。因此，尽管阿多尔诺片面绝对化无绝对的片面，甚至断然拒绝辩证法的辩证性，而是一味地强调非同一性，但其“否定的辩证法”思想，无论是对于阿多尔诺本身的思想体系或是对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总体构建，甚至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和当今社会的终极关怀都不无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一点，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就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从理论方面看，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其一，有助于正确把握阿多尔诺的整体思想和深刻揭示“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与历史地位。一般认为，阿多尔诺一生的思想非常丰富，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是一个很难画定边界的人”（S·布伦纳语）。但总体来说，对“否定的辩证法”的系统阐释，是阿多尔诺终其一生的最重要学术成就，最大贡献是从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二，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把握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众所周知，作为以社会批判理论登上现代西方思想舞台的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的流派。阿多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研究他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掌握该学派发展脉络及其“批判与重建”的理论主题是颇具意义的。其三，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有助于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批判、开放的科学体系，它最具生命力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 。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理论与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它们当中的最新发展成果，促进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其四，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后现代思想，如关于概念与体系的超越、非同一性与中介性的张扬以及反本体、非哲学的转向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和研究后现代思潮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意义，一是警示社会要辩证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技术向来是一柄双刃剑，当人们痴迷于科技的进步，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同时科技也征服了人类，并且“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语）。这就意味着，任何事物都包含自身的对立面，使人类能够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或许也正是促使人类毁灭的根源。现时代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科技活动的负面影响，但开创这一先河的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而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则不失为使社会保持清醒的一剂良药。二是阿多尔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激烈批判，尤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本质特征与其社会功能的揭露，某种程度上确实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堕落、消极方面。尽管阿多尔诺的文化批判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这种文化反思已是非常深刻、发人深省的，无论对于当代文化发展还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对话”都是有所裨益的。三是研究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很大意义上有助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自然生态建设。阿多尔诺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是要求自由、解放和走向人道主义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并不局限于人类社会的关注，而是思考包括自然生态的整个社会的终极关怀。按照“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解，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非同一性，不把自己看成地球的主宰，应当同自然生态和谐相处、共生共荣。无疑，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有异曲同工之意，都是基于将来社会的一种正确估判。总之，尽管人们对于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集体失忆的口实都是一致的，但却丝毫不能使其思想贬值，相反，他的洞察力和批判力愈加深刻。因此，研究“否定的辩证法”，正如阿多尔诺于1969年在《启蒙辩证法》新版说明中的希望，“能提供一些历史资料，或许对读者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