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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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政治正当性作者：许纪霖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来源日期：2010-3-18本站发布时间：2010-3-188:47:41阅读量：242次　　内容提要：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规范性、认可性和效益性三种。从整个现代中国思想史来观察，较多地集中在从权力的来源(国权与民权)与权力的效益(是否实现国家富强)来论证政治权力的正当性。而忽略了正当性的核心问题：国家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因而清王朝崩溃以后，政治权威的危机一直没有得以解决，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动荡。在种种乱局背后，乃是国家缺乏一个稳定的制度性权威，政治共同体并没有

2、形成制度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政治文化。　　关键词：正当性自由富强公理公意　　作者简介：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　　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政治正当性(politicallegitimacy)是一国之本和国家的最高统治原则，是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所赖以建立的认同基础，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认可的信念和规范。　　那么，政治正当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宗教、道德还是理性?其背后的理据又是什么?现代的正当性与古代的正当性有什么不同?这些大问题作为研究的

3、基础性预设，自然需要厘清。本文作为一项思想史的研究，将集中在近代中国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政治正当性与古代比较，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历史转型?又与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它与近代西方的政治正当性有什么不同?近代中国的政治正当性以什么作为其来源和基础?其内部有什么样的内在紧张和冲突?　　为了对上述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回应，本文拟从四个层面进行研究：首先将研究中国古代的天理正当性到近代是如何转化为以公理为核心的历史正当性;其次将探讨近代中国新的政治正当性基础――个人、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出现，接着将进一步

4、讨论另一种正当性来源――国家富强观念兴起，以及贯穿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中的民权与国权的内在冲突30;最后将研究民国初年议会民主制实践失败之后，五四启蒙思想家如何重建政治精神，公理如何逐渐转化为公意，而公意最后又如何蜕变为民意的;民主的历史大潮之中，使得1949年所建立的共和国并非一个以宪政为其制度正当性，而是以人民主权为特征的国家。　　一.正当性的现代转型　　政治正当性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前现代社会，政治的正当，来自于超越的意志，在西方为古希腊的自然或基督教的上帝，在中国为同样具有超越性的天命、天道或天理。只有到了现代性发生之后，这些超越的源头瓦解之后，政治的正当性何在

5、，才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按照其来源的不同，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正当性来源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即一个政治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和政治秩序的基本规范是否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共同认可，第二种正当性来自于政治权力的认可性，即公共权力是否被最高的主权者或政治主体授权，赋予以他们的名义实行公共统治的权力;第三种正当性来自于权力的效益性，即统治者是否有能力实现被统治者所期待的政治效绩，比如国家富强、民生改善、秩序稳定等等。　　一种政治秩序或公共权力的统治，只要具备了上述某一项条件，就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比如某个公共权力其统治虽然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大法，

6、其权力也未经被统治者的合法授权，但其统治的业绩不错，能满足或部分满足被统治者的某些共同愿望，那么这个权力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即效益的正当性。不过，这三种正当性在质地是不同的，概括而言，规范的正当性最高，也最稳定;认可的正当性其次，而效益的正当性最低，也最不稳定。　　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之中，入世的儒家和法家都比较重视政治的正当性。不过，中国哲人对政治秩序正当性的思考，与西方人是不同的。根据张德胜的看法，西方哲人考虑的是：政治秩序之正当为什么是可能的?而中国哲人思索的是：如何建立正当性的秩序?前者问的是“为什么”，是一个智性的问题，而后者问的是“如何”，是一个规范的问题。[

7、1]西方思想寻找的是政治秩序背后的正当性理据――上帝、自然法或者理性，而中国古典思想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正当的政治秩序?他们考虑的不是正当性背后的终极原因，而是如何实现政治秩序之正当化：德性原则(以民为本)、功利原则(富国强兵)等等。　　从正当性的三种模式来看，儒法两家都很少讨论权力的来源问题，皆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天的授权，无须得到被统治者民众的制度性认可。不过，儒家比较重视统治的规范性，即更多地从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出发衡量统治是否合法有道：是否施仁政?是否按照德性的原则统治?是否以民为本?而法家更强调统治的实际功效，是否可以实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