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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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一、改革：从势如破竹到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阶段，此言是否危言耸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1、改革的动力正在逐步减弱。1976年9月至1978年底，毛泽东辞世、极左派倒台、华国锋淡出、改革派上台，当时的中共高层几乎全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势、刚刚从极左派手中夺回大权的一群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虽然与旧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的形象和声望来自于对旧体制的批判而不是继承，他们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形成于对旧体制的反思和否定，他们的权力地位需要靠改变旧体制来巩固和提升。以邓小平、胡耀邦为代表，他们对国家的现状

2、忧心如焚、对旧体制的弊端痛心疾首、对改革的试验充满激情、对新体制的实践无比急切，同样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处于底层的民众也基本都是旧体制的受害者，对改革事业欢呼雀跃。改革的最初动力十分强大，不仅来源于强势的中央，更来源于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阶层。但是时至今日，情况已大大不同于往昔，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被有意无意地放大，官方的中高层开始弥漫着一种自负、自满、傲慢的气息，在“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的背景下，现行体制被定位为已经成功、近于成熟的模式，此时仍然忧心忡忡的人就不合时宜了，象邓小平那种“穷了几千年了”的急切心情也就不见了。与锐

3、意进取的改革初期相比，高层显然在巩固现行体制与继续大胆改革二者之间更倾向于前者。与此相对应，广大的底层民众如农民、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虽盼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改革，但因为没有话语权，缺乏对改革进程的影响能力，又担心在刚刚承受了利益和地位的落差之后，新的改革会继续损害自身利益，继续拉大既得利益者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从而也降低了对改革的支持和期许。2、改革的阻力正在逐步加强。改革的阻力在初期大多来自于观念的层面即意识形态领域，表面上阻力很强大，但实际上在高层走马换将之后，左倾教条已经失去了与其相互依存的权势阶层的保护而不能独善其身

4、，处于一打就倒的地步。改革之先是从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抛弃左倾教条做起的，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又取消了“姓社”与“姓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争论，至此，有一种看法是，社会主义政权所能放弃的意识形态限制已经全都放弃，似乎已经触及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固守的原则底线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还要触及意识形态层面一些更高端、更深层、更敏感、更核心的问题，是故来自于观念上的阻力不是小了而是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不能碰。另一方面，除了来自观念的阻力，来自“利益”的阻力也从无到有、愈来愈强。中国的改革一直存在

5、着“重效益、轻公平”的弊端，对公正的忽视使改革造就了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既得利益者阶层，而这个阶层的利益中显然含有非正当利益的部分，他们或是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而“让”出来的（合法但正当性可疑），或是由巧取豪夺权钱交易而“取”出来的（不正当也不合法），或多或少有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的成份，那么，这个曾经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不免会有这样的忧虑：接下来的改革是继续提供给他们这“一部分人”特殊的优惠还是相反？是继续提供给他们象往昔一样众多的权钱互换的机会还是相反？他们已经取得的相对优势会保持还是削弱？所以他们更乐于让改革的

6、步伐停止下来，使政策性的“让”和“取”成为凝固的体制、成为永久。这两个方面的阻力并且有汇合的可能，即出现这样的情形：从改革中获得较多政治经济利益的群体将更倾向于维护保守的阻碍改革的意识形态，和与这种意识形态相互依存的现行制度，而不是突破它。3、改革的难度正在逐步加大，改革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步减小。改革开放之初，那是一个经济面临崩溃、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代，在那样的起点上搞改革，常常一改就灵、一改就活。“短平快”的改革、立竿见影的改革并不鲜见，往往一项改革举措一推出，某个地区、某个行业的整体面貌就焕然一新，并且多数情况下无需上

7、层的推动，只要中央一声“允许”，或者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突破旧体制的自发的改革冲动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庸之道、权宜之计比较多，下面跑得快了，上头就要拦一拦，下面不动了，上头再推一推，不改是胆子有问题，改过头了就是路线有问题。但是，改革已经走到了权宜之计的尽头，“中国特色”越走越困难，容易做的、一做就成、一做就大的事情已经没有了，至少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找不到过去那种四两拨千斤的发力点了。要找所谓“改革突破口”必须跳出现在的框架，因为凡是用老的思路老的方法能解决的问题大都已经解决了，而现在面临的，要么

8、是久攻不下的堡垒，要么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全新的问题，要么是至今还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改革将迎来代价越来越大而收效越来越小的局面，接下去的问题没有权宜之计可施，改革与公正、改革与稳定、改革与发展，必有一番正面的交锋。试问：在“三农”问题如此严峻的今天，如何再找到象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