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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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繁荣，可能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的异化导致的官僚腐败，它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文学有义务对此做出必要的反映；一是商业文化的驱使，商业文化可以消费一切，当官场腐败以文学的形式出现在文化市场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就作为一种可供展示的奇观被消费。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官场小说”：一种是以文化批判为目标诉求的..，它在揭示权力腐败的同时，进一步揭示了滋生这种现象的文化土壤；一种是以“正剧”或“闹剧”的形式搭乘了商业霸权主义的快车，在展示、观赏官场腐败并以“政治正确”面貌出现的同时，实现了市场价值的目标诉求。它们

2、在印刷媒介完成了本文之后，又可以改编成其他形式在大众传媒中流播，进一步证实它的市场价值。但这种“官场小说”的非文学性特征十分明显，故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官场小说”是权力支配下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表意形式。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映。”（阿尔蒙·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29页，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根据

3、不同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人把它概括如下三个特征：1、它专门指向一个民族的群体政治心态，或该民族在政治方面的群体主观取向；2、它强调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运动对群体政治心态形式的影响；3、它注重群体政治心态对于群体政治行为的制约作用。（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政治文化不是社会整体文化，但作为社会总体文化包容下的一部分，却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群体对政治的一种情感和态度的简约表达。既然政治文化规约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和主观取向，权力拥有者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也必然要受到政治文化的规约。因此，如果把官场腐败仅仅归结于商业主义或市场意识

4、形态霸权的建立是不够的。事实上，它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因素是权力意志和权力崇拜。在传统文化那里，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学而优则仕”才是真正的目的。入朝作官“兼善天下”不仅是读书人的价值目标，而且也是他们的人生最高目标。要兼善天下就要拥有权力，权力意志和兼善天下是相伴相随的。对于更多的不能兼善天下和入朝作官的人来说，权力崇拜或者说是权力畏惧，就是一种没有被言说的文化心理，这种政治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张，表达出的问题就越是严重。1999年，作家李佩甫发表了长篇小说《羊的门》，这是一部充满了内在文学力量的作品，是包括对中原文化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重构后，

5、对当下中国社会和世道人心深切关注和透视的作品，它是乡土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画图。呼家堡独特的生活形式和一体化性质的秩序，使呼家堡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块“飞地”，它既实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化的过程，使农民过上了均等富庶的生活又严格地区别于具有支配性和引导性的红尘滚滚的都市文明。它是一片“净土”，是尚未遭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世外桃源”。从消灭剥削、不平等的物质形式来说，那里已经完成了解放的政治；但从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差异性来说，从参与机会与民主状况来说，又没有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它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井然有序是文明的，而那里只有一个头脑，表明了它又是前

6、现代的。呼家堡就是这样一个复杂、奇特的不明之物，它是传统和社会生活遭遇了现代性之后，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场景。但它的非寓言性显然又表达了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和视察。呼家堡的主人呼天成，是一个神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能的人物，是一个大隐于野又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他的公开和合法性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但他的作用又很像旧式中国的“乡绅”，他是呼家堡联系外部社会和地方统治的桥梁，但他又不是一个“乡绅”，呼家堡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是呼家堡的“主”，是合法化的当家人，是这块土地不能缺少的脊梁和灵魂，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为呼家堡的民众深深

7、折服，他对秩序和理性的尊崇，使他个人的统治也绝对不容挑战和怀疑。呼家堡的生活方式是呼天成缔造的，在缔造呼家堡生活方式的同时，呼天成也完成了个人性的塑造。这个复杂的、既有中国传统、又有现代文明特征的中原农民形象，是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当我们面对呼天成的时候，我们不仅经历了巨大的心灵震憾，同时我们发现过去一直相持不下争论的宏大命题，比如传统文化、农民文化、现代文化等等，竟是那样的苍白。或者说，简单地弘扬一种文化或简单地批判一种文化是没有意义的，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任何一种文化都处在重构的过程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