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中国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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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民与中国改革论文前言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的渐进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就，与苏联的激进主义政治改革的失误以及俄国经济改革“电震疗法”的失败，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照。以致不少人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成败取决于领导人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先后顺序的选择。在中国，邓小平被称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在西方，他被说成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动者和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倡导者。⑴此外，中苏改革的成败对比使关于民主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更加深入了。首先，它给新权威主义理论提供了新的论据。GautaoDalma在《民主的代价》一文中指出.

2、freeluelHuntington）把中国的发展情况作为他提出的文化决定论的一个例子，断言中国不会产生民主。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促使列宁的集权主义过渡到儒家的权威主义。未来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地不是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或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而是几个大的文化板块的冲突。非民主的中国的儒家文明正同伊斯兰文明结盟以反对西方。⑶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agdishBhagobility）和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这两种流动是互为条件的。但在中国城乡隔离的情况下，前者更重要，发展的速度很快，1992年就达到了一亿。⒅同时

3、“盲流热”创造了四种已被官方认可的地理和社会流动相结合的流动模式：a）离乡不离土。自己在城里做工，土地由家里老人或配偶耕种，或请人代耕、代种分成，或租给他县或他省农民耕种。b）离土不离乡。从事本地乡镇企业，土地由老人或配偶耕种，或退回包产的田地。c）离土又离乡。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农村无土地，在城里无户口，但在城里做工或经商；二是用现金买了或用别的方式上了城市户口的；三是乡土沙漠化了而进城谋生的农民。d）农闲离乡，农忙回乡。随着这四种模式半合法化，即被官方无明文规定的接受，农奴地位的两个重要标志——土地依附和徭役——已经静悄悄地废除了。市民对农民和农村的

4、看法也改变了。1994年出现了好几起反向流动的报道。如广州就有几个迁往农村的例子，以逃避拥挤、脏、乱、空气污染和刑事犯罪的城市。至于短期流往乡村参加工业工作的技术工作人员，早已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日益增多了。“盲流热”对形成市场、发展经济、促进改革开放起到了重大作用。第一，盲流热创造了劳动力市场。自从1956年完成了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城市的服务网点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日用消费品和食品生产供应不足，即使定量配给的商品有时也难兑现，到处都可看到排长队的现象。此外，经历了文化革命端着“铁饭碗”的工人认为自己是领导阶

5、级，不愿意做服待人的工作，不愿意干脏活、累活。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农民可以解决的；所有这些需要，都是农民可以满足的。但在旧体制下，城乡之间和供需之间有一个国家设置的屏障。最先突破这一屏障的是农村来的小保姆。其次在城市站住脚的是做临时工的农民。他们做市民不愿意做的脏活、累活，如打扫厕所、街道等或当矿工、纺纱工等等。再就是在城市卖农产品或加工食品的农民。他们开始只能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要有文件证明他们已经“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粮食。但后来，慢慢地连长途贩运、甚至当三倒、四倒、五倒贩子也不算犯法了。帮助城里人制作家具、补鞋、补锅、补衣服等也没人干涉了

6、。后来就是农民基建队、运输队在城市承包基建工程和运输任务。更多的农民承包或开设旅馆、餐馆等，或者自己当小摊贩，办饮食店等。上述几个方面都是市民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也有不让一般市民做的。例如，卖茶鸡蛋要有执照，在职人员当然得不到执照，即使退休的人，如果工资达到50元，也不发给执照。更重要的是，市民之所以循规蹈距，不象农民那样有闯劲，是因为被单位制卡住了。每个市民都属于一个单位（机关、学校、工厂等），生老病死和一切福利待遇都由单位负责。因而城市干部、工人对国家依赖性很强。待业青年也盼国家把自己分到一个单位，而不敢妄动。只有刑满释放没有单位的人，也和盲流人员一

7、样敢冒险做共产党不允许做的事情。由于盲流热，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足状况缓解了，城市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排队现象消失了。因而，市民对盲流热是欢迎的。不过具有优越感的市民看到农民赚钱而自己不能，心里有点酸溜溜的，同时也对国家所设的限制，对自己的低工资不满。武汉流行的顺口溜就反映了市民的这种矛盾心情：“老二（指农民）手里有了钱，不三不四赚大钱，老大老九发怨言。”城市知识分子大谈特谈所谓“脑体倒挂论”。但是农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城里人的行为，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连锁示范效应。火车、轮船和长途汽车挤满了从事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农民和许多跑单帮的市民。国家也开始放松了

8、对人才流动的禁令，开始允许工人以停薪留职的方式从事别的职业；在职干部、工人也可以在完成自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