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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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中文摘要：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甘肃敦煌和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大量的摩尼教经典抄本残片以及壁画，从而引发了中亚及中国摩尼教研究的研究热潮，也改变了以往只能依靠基督教、伊斯兰教记载研究摩尼教的局面。经过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论是对文献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东方摩尼教史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该教东向传播的过程中，唐代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拟就学者们对唐代摩尼教史的研究情况做一番清理，总结成绩和不足，以期推动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个

2、宗教。他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的思想观念，创建了自己的教义、教规和教仪，宣称自己是继琐罗亚斯德、释迦牟尼、耶稣之后的第四位先知，并试图建立一个拯救人类的世界性宗教。[1]该教以“二宗三际”为核心，所谓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三际即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分离的初际、二者相互混战的中际和二者秩序重置的后际。在摩尼教创立之初，曾得到萨珊波斯王沙卜尔一世的支持，但该教反对生产、生育，这势必会引起统治阶级的强烈不满。公元277年摩尼被剥皮而死，教徒四散逃亡。随后，到“6世纪时，在教会和王权合力压迫之下，它被罗马帝国驱逐

3、了出来。”[2]但在中国，直至17世纪的史料中还能找到它的痕迹。被不少人称为“道德宗教”的摩尼教，确曾以世界宗教的面貌盛行于中古的亚、非、欧洲，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摩尼教传入中原的时间问题既然是唐代摩尼教史的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探讨其入华时间，这也是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早在1909年，蒋斧据《长安志》中关于隋开皇四年立有光明寺的记载，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周、隋之间。[3]沙畹、伯希和则以为“694年摩尼教由一所谓拂多诞输入中国。”[4]其后，陈垣先生也根据《佛祖统记》卷三九“延载元年…

4、…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推断“摩尼教之始通中国，以现在所见，莫先于《佛祖统记》所载之唐武后延载元年(694)”[5]。对此，张星烺却表示怀疑：“祆教后魏时已入中国，景教、回教皆以唐太宗时入中国，何摩尼教迟至唐武后时始入中国耶？”[6]羽田亨认为“摩尼教从楚河更东渐传入天山南路之西域，应在中国的则天武后延载元年以前”。林梅村则引用唐人所著《灵鬼志》上的一段关于太元十二年白衣道士的记载，认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387）是目前所知摩尼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7]还有柳存仁和林悟殊教授也主张摩尼教于

5、武后前早已入华，林悟殊以为“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中国内地可能在四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8]持这两种看法的学者们由于暂时均无法找到具体而明确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以，要给摩尼教的入华加一个清楚、统一的时间定义还十分困难。在以上两种分歧中，后一种似乎更具说服力。宗教是一种排它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恩格斯曾说过“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

6、，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9]由此可见宗教和政治关系之密切，反之，如果统治者想要在领土范围内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异域宗教，只靠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强制施行肯定是不行的。“某种外国宗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必然遇到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排他性所阻挠”。[10]这涉及到一个长期的民族传统转变和民众心理接受的过程。既然一种宗教的存在和流传要受多方面的约束，那么，中国统治者就不会

7、仅仅因为几卷“伪教”经文而去大力推广前所未闻的摩尼教，并使得该教在短期内流传甚广。所以，不难想象那些由中亚远道而来的异域传教者们若想使摩尼教在佛教、道教早已生根的中原占有一席之地，需要做的远不是携带经卷觐见皇上那么简单。可以认为，在拂多诞来华之前，中国民间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摩尼教基础，或者已经有了摩尼教的影响存在。此前中原摩尼教之传入源头在哪里，学术界尚有分歧：有人认为“摩尼教自三世纪创立到唐武后延载元年已经经历了四百余年，并早已在西域地区广为流传。”[11]唐摩尼教传自于西域。但西域早期是否流传该教目前还无

8、确实之证据。至少出土文献所见高昌摩尼教的初传的年代是在元和元年（806）以后。[12]因而，也有人认为中原的摩尼教系由中亚地区直接传播而来的。但摩尼教在延载元年之前可能已经通过非正式途径传入了中原，这样，该教才得以在不长的时期内拥有更多的信徒。不可否认，各国的民间交流历来都比官方的正式交往更繁荣，信息传递的也更迅速。但在上述各种入华时间的推论中，我认为“东晋说”似乎欠缺证据，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国史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