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的两种重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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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合理性的两种重要格局在当代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讨论中，人们往往把最先由逻辑经验主义所确立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认作一种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历史学派及社会结构论者的挑战，本文将他们的富有挑战性的科学合理性理论统称为超越标准的科学合理性。若以这种“二元对峙”为参照系，那么后来其他许多科学合理性观念都可归入由“后标准派”与“后无政府主义”所构成的多种对应体（前者由标准科学合理性派生而来，而后者是“超越标准的”科学合理性的后继观念），下面仅简要介绍这些对应体中的二种重要情形。　　　　1　批判的

2、合理性与对话的合理性“批判”与“对话”分别成为波普与罗蒂对科学合理性理解的核心，他们分别成为后标准派与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按波普，通过批判自己的信念及其他人的信念，可展示我们的合理性；相反，罗蒂认为，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全身心致力于对话就等于对理性的信奉。从根本上说要对合理性的态度给出一种合理的辩护是不可能的，合理性主义必然远离综合的或自我包含的合理性。“合乎理性就是倾听批判。”⑴波普的“批判”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传统知识理论的批判和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波普认为，以前占统治地位的人类合理性构想是证明的合理

3、性，以理性的证明来达到绝对的知识。达到绝对的知识而使科学趋于终结固然令人生畏，但缺乏想象力、缺少从错误中学习的方法、缺少对启发性问题的发现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危险。科学作为一个过程，其合理性“并不在于它诉诸经验证据以支持其教条的习惯（占星术也是这样干的），而仅仅在于批判态度。”⑵就在于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的不断进步，所以，波普是以批判取代证明，以猜测性知识的增长或逼真性追求来取代绝对知识的获得而来实现知识论的合理构想的根本性转变。我们的合理性与其说是一种先天能力，不如说是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而后天获得的一种态度

4、。这种合理性态度不仅对我们研究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具有重要性，而且对我们参与政治与经济生活来说也同样重要。波普认为，就象绝对知识的理想是获得人类知识的障碍一样，我们关于完美社会的乌托邦或绝对和谐的想象力同样是人类境况改良的障碍，前者必然导致怀疑论，对真实地认识实在性产生绝望；后者则最终导致暴力，对合情合理地调和冲突而产生绝望。在人间企图产生天堂就必然产生地狱。因此，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与对开放社会的辩护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用批评与猜想来摧垮绝对论。但波普在专注于合理性的批判功能时，把真性容纳在合理性之中，却可能

5、使创造性经受批判而使创造性置于合理性的范围之外。这可谓是波普的合理性构想的最大缺陷。就象杜威和海德格尔试图战胜黑格尔、康德的哲学传统一样，罗蒂也试图解构上述整个科学认识论传统（包括波普在内）。当波普试图说明什么是合理性时，罗蒂正极力表明象标准的及后标准观点一样的观点所限定的合理性的努力根本上是误导的，并总是无效的。然而在他的解构性批评中罗蒂也提供了关于合理性的一种正面特性。这种正面特性是柏拉图主义的倾向，即，合理性是依据人类的交谈来对录求本质这一倾向进行的一种浪漫的反应。进一步说，这种特性并不打算成为合理性的

6、另一种说明，而是想成为破除试图定义理性本质这层伪装的一种合理性描述。罗蒂提出两种相互对立的合理性构想：(A)认识论的合理性：要成为合理的，要成为完全的人，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需能发现与其他人类的一致性。建构一种认识论就是要寻求同其他人类共同的最大限度说明。(B)解释学的合理性：要抛弃认识论合理性所宣称的这种共同根基。按罗蒂，他所说的解释学不是作为认识论的一门“后继学科”，而是要把认识论表述为一人类文化中无用的而且不应存在的东西。⑶无疑罗蒂将自己标榜为对(B)的维护者，而把后标准派划入(A)的拥有者。解

7、释学的合理性实际上衍涵了苏格拉底哲学的主要特征：“乐于同别人交谈，乐于聆听别人，乐于估量我们对其他人的活动的结果。”⑷这种合理性将苏格拉底的这些优点看作完全的美德（道德上的优点）。因此，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合理性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式对话的信奉，这种对话根植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指向它自身的延续。这意味着该合理性在文化上是有证据的，并且从真正参与这种文化的人的观点看也是有内在价值的。这种对话并非基于任何深入的形而上学基础，而是基于我们共有的文化遗产的生活方式。与波普坚持我们要接受他的合理性方案一样，罗蒂也敦促我们采取他的

8、特殊的合理性构想，其理由是处于道德的考虑：只有当我们把合理性解释为对话，我们才以确保对个人尊重的方式构想合理性。罗蒂欣然承认，他为依据对话定义合理性提供一种“证据”，或者他清除了正确评价这种依据对话来定义合理性的某些障碍。　　　　2　目的论的合理性与道义论的合理性作为后标准派的观点，目的论的合理性（有时被称为手段－目的的合理性）拥有许多支持者，他们认为，科学合理性就在于方法论规则对实现科学目的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