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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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翼政治与激进民主新世纪的前夜，西方左翼政治进入了低迷徘徊时期。在思想层面上，左翼知识分子在与保守政治的交锋中，虽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批判言路（从女性主义、承认政治、差异政治、文化多元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等），但相互之间理论取向和关注焦点的差异分歧，使这种批判在整体上呈现出庞杂分裂的局面，难以为左翼政治的策略提供有效的思想资源。在现实政治中，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北欧社会民主（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模式陷入危机，而英美目前的政治领袖虽然表现出亲近左翼的面目，实际上却在延续撒切尔－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现实的政治格局表明，左翼

2、所有重要的制度性方案均告失败。　　然而，对于拒绝加入“历史终结”大合唱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绝不是现代性唯一的、终极的方案。因此，如何在危机中调整策略、开拓新的思想言路，使批判性的政治事业得以复兴，是今天左翼知识分子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法国政治理论家香塔·墨菲（ＣｈａｎｔａｌＭｏｕｆｆｅ）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的左翼学者之一〔１〕，长期致力于左翼政治理论的重建。她所编辑的《激进民主的维度：多元主义、公民与社群》一书集结了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及南斯拉夫学者的研究，围绕着民主理论中的关键问题，在反省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深入检讨了左翼

3、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试图为左翼政治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重新定位，是一本重要的当代政治理论文献。　　（一）放弃革命，保持激进　　民主问题从来就是现代政治争论的核心，而近十年以来，“民主”一词更是全球性的政治“流通货币”，种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思想都试图在“实现民主”、“推进民主”或是“维护民主”的旗帜下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因此，墨菲认为对民主的再思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在这部文集中，“再思考”所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左翼政治必须放弃“全面革命”的理念。　　“放弃革命”意味着左翼必须以新的态度来面对“自由主义民主”（ｌｉｂ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4、）。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左翼力量倾向于全面否定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并期待通过革命代之以全新的社会政治形式。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悲剧正是这种全面革命理念的历史实践结果，其灾难性是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容回避的。同时，在对自由主义的长期批判中，左翼从未完成任何比自由主义民主更具操作性的民主制度构想，而左翼政治在现实斗争（如反对性别的、种族的歧视等）中的进展却恰恰是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体制中实现的。面对这些历史经验，今天相当多的左翼人士终于接受了他们长期否认的一个信条——如墨菲所明确告白的那样——“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5、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体制（ｌｉｂｅ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ｇｉｍｅ）内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２〕　　然而，“放弃革命”绝不意味着放弃批判，而是批判路径与策略的转变：不再拒斥自由民主传统的价值和成果，而是将这一传统“激进化”（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ｅ）——重新举起两百年前民主革命所高扬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旗帜，使用其符号资源，通过内在的批判，迫使现代民主社会履行其许诺的理想，从而在政治自由主义的体制框架内不断扩展与深化民主。墨菲认为，这条“激进民主”的道路是今天左翼政治复兴的唯一希望。　　需要澄清的是，左翼的这一策略转变

6、并不是向保守政治作出的妥协。因为就组织社会的政治原则而言，没有什么能比“人人自由平等”的主张更为激进的了。所以，现代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它原初的理想，而在于这一理想远远没有在现存的民主社会中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再度检讨自由主义传统，确定其对当代民主的正面贡献，同时揭示其阻碍民主扩展与深化的弊端所在。在这个问题上，墨菲特别指出，要将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加以区分和拆离。的确，人们常常把自由主义等同于对私有财产权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维护，但这两者的关联不是必然的，甚至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有所阐明。例如，罗尔斯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并没有把生产资料的私

7、人占有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必要前提。因此，左翼的激进民主虽然肯定了自由民主社会的政治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墨菲所倡导的激进民主与哈贝马斯以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具有相当的分歧，虽然它们常常贴有类似的标签。在哈贝马斯理论框架中形成的“普适主义版本”的激进民主建筑在道德发展进化论和阶段论的基础之上，寻求“未经扭曲的交流”以及不同价值诉求之间最终的理性和解。这种版本的激进民主想象了消除对抗与分裂的政治可能。墨菲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她所理解的激进民主恰恰预设了民主不可能最终完成。墨菲认为，平等原则

8、与自由原则之间具有不可消融的张力（ｔｅｎｓｉｏｎ），这一张力使得现代民主永远无法清除“不可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的成份。因此，墨菲主张的激进民主从根本上拒绝任何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