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部崛起协调区域发展的财税政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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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中部崛起协调区域发展的财税政策(1)一、促进中部崛起相关税收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我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四大区域战略划分中，“中部崛起”战略是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板块轮动中的重大决策。作为我国区域板块轮动中最后启动的一个经济区域，促进中部崛起税收政策的运用，既具有后发地区的优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以减税让利支持区域发展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深圳等经济特区为基础、浦东开发为引导，珠三角、长三角已迅速跃升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这两个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跨越式发展，相当程度上受益于税收优惠等政府减税让利的扶持

2、政策。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已基本结束。　　例如，在《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发[2006]20号）中，给予天津滨海新区的税收扶持政策主要包括两条：一是，对天津滨海新区所辖规定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二是，比照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内资企业予以提高计税工资标准的优惠，对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予以加速折旧的优惠。在“两法合并”前，中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向地区倾斜，沿海开放地区和经济特区受惠最多，而“两法合并”后滨海新区在未来吸引投资方面却没有特别的优势。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21世纪初期谋划区域经济战略布局

3、的调整中，区域性税收政策的地位已日益淡化。　　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板块轮动中最后启动的区域，对其给予类似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特定区域税收优惠和财政体制倾斜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中部地区的崛起将难以单纯（或主要）依靠减税让利的历史发展模式，而需要从税收政策促进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承接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等经济发展的视角，尝试探求包括治税理念创新在内的公共管理制度创新。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薄弱，在全国经济区域板块横向比较中，整体竞争力偏低。即便是相对有限的税收优惠扶持政策，对于中部地区企业而言，其刺激作用仍较东部地区显著。　　　　（二）中国区域经济板块发展的高速轮动

4、，制约了后发地区税收调控的政策空间　　　　从世界范围看，区域发展不均衡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各国缩小地区差距大都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即使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南部崛起也经历了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约30年的时间才总体完成。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西部开发战略，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再到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在不到10年的时间跨度里，三大区域经济板块的重点发展轮番启动，板块轮动的间隔周期较短，政策着力点的变迁速度相对较快。这种制度变迁的频率，自然是基于我国幅员广阔且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严重的理性选

5、择。但是，对于作为最后一个启动板块的中部地区而言，其可供选择的税收政策，大多是其他经济区域已采行激励措施的普适性推广，而较少具有独特的先导性激励政策，使税收政策调控工具的选择空间较为有限。　　例如，2007年7月1日起中部地区26个城市参与的增值税转型试点，就是在此前东北地区普遍试点基础上试点范围的转移。尽管可以对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政策洼地”效应，但与东北地区相比，中部六省纳入试点范围的市县，比东北地区少了10个市和62个区县，试点政策对中部地区的惠及面相对狭小。　　　　（三）总部经济的发展以及大型企业集团汇总合并纳税，导致中部地区税源净流出问题日趋严重　　　　总部经济是近年兴起

6、的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理念，体现了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区域集群布局的发展趋势。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税收贡献主要包括：一是，由于结算中心通常设在总部，企业的部分税收会在总部所在地纳税：二是总部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贡献。2005年底发布的第一部《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中，对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的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地区只有湖北省武汉市进入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前十名。。并且，在总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小城市的企业总部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的企业生产基地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流动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