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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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的论文介：官性根（1965-），男，四川威远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成都，610039。王夫之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官性根摘;要：;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宋朝所存在的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大政治弊病，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分析。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由于“急于求治”，便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舍己求人”的泥潭之中。“舍己求人”的失败，是与“猜忌之法”密切相关的。在猜忌之法的阴影之下，宋朝君臣之间“上下交争”的政治局面就难以避免了。这些政治弊病是封建专制制度痼疾在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的外化表现

2、，给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对于后世政治的健康发展而言，其精辟的论析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夫之；宋朝；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上下交争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1-0009-05面对北宋和南宋分别亡于金朝和元朝的历史教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对宋代政治弊病的论析包括急于求治、舍己求人、猜忌之法和上下交争四个方面。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揭示其对后世的启迪意义。　　一、急于求治　　所谓急于求治，就是指帝王们违背客观实际，根据主观

3、臆断，采取急躁冒进的方式，对国家进行治理，其中包括急于进取和急于退让两种情况。急于进取，是指超出客观条件的许可，采取了急进的政策和行动。其实际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使危机更加严重，直至走向彻底失败。.急于退让，则是指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和能力，采用委曲求全的策略，主动退让，其影响也是非常恶劣的。　　由于宋朝得位不正和边境压力很大，于是形成“急于求治”的政治弊病。在急于进取方面，主要体现在宋太祖、仁宗、神宗以及南宋理宗诸朝。宋太祖时期的急于进取在科举考试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太祖之欲得士也已迫，因下第举人挝鼓言屈，引进士而试之殿廷，不许称门生于私门。赖终宋之

4、世不再举耳。守此以为法，将与孤秦等。”［1］仁宗是一位比较突出的急于进取的皇帝，“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为之”［2］。其急政主要体现在交子的发行上，“钞之始制也，号之曰‘千钱’，则千钱矣。已而民递轻之，而所值递减，乃至十余钱而尚不售，然而‘千钱’之名固存也。”［3］宋朝的急政全面而又集中地在神宗时期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活动中表现出来，“夫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故以召安石聚敛之谋，而敝天下。”［4］宋理宗时的急政主要体现在权臣贾似道推行的经界法之中，“垂至于贾似道，而立限以夺民田为公田，行经界以尽地力而增正赋。”［5］　　“急于进取”的施政方针存在着相当大的消极性

5、。在王夫之看来，宋仁宗时期发行的纸币——交子，就存在着很多负面影响，“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则听西川转运使薛田、张若谷之言，置交子务是也。交子变而为会子，会子变而为钞，其实皆弊纸而已矣。”［6］交子容易被伪造，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交子之制，何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数，则速裂矣；藏之久，则改制矣。以方尺之纸，被以钱布之名，轻重唯其所命而无等，则官以愚商，商以愚民，交相愚于无实之虚名，而导天下以作伪。”一旦失控，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仅一钞之名存，而害且积而不去，况实用以代金钱，其贼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闻于司寇，以诱民于阱而杀之，

6、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辞矣。”其消极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终宋之世迄于元，延及洪、永之初，笼百物以府利于上，或废或兴，或兑或改，千金之赀，一旦而均于粪土，以颠倒愚民于术中；君天下者而忍为此，亦不仁之甚矣！”［7］宋仁宗时，通过发行纸币解决财政问题的做法，对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夫之指出：“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8］王安石变法是急政的充分体现，导致怨声四起，引发社会动荡，“迄乎熙宁以后，亟求

7、治而督责之令行，然后海内骚然，盗夷交起。”［9］宋理宗时，臣贾似道推行经界法，大大增加了百姓的经济负担，民怨沸腾，南宋王朝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怨讟交起，宋社以墟，盖亦自此启之也。”［10］　　在急于退让方面，有急于求和与急于退位两种情况。宋真宗和宋高宗是急于求和的典型代表。宋真宗时，屈辱地与辽朝签订澶渊之盟，“宋之所以召侮于契丹者，气先苶也。”［11］宋高宗时，“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12］宋孝宗是急于退位的坚定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