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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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周青铜器纹饰》马承源序商周青铜器皱饰的研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郭沫若院长在1934‘年撰写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中．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分为四个时期，即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他的方法是；“先让铭辞史实自述其年代，年代既明．形制与纹缋遂自呈其条贯也。”郭沫若对中国青铜器形制和纹饰卓有见识的分期，是建筑在对青铜器铭词学断代研究和考古发掘基础之上的。1941年，容庚教授所撰的《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各种类别及其时代的特点。以后，在各种有关中国青铜器的专著和发掘报告中，都非常注意纹饰的描述和分析。但是，对纹饰作综合性的考察，一直不是青铜器

2、研究的重点。我国研究青铜器的专家，长期以来主要从事于青铜器铭词学的研究，因为铭词学的研究能够较多地和研究历史结合起来，解决和补充不少重要的史实，做出了很多成绩。而纹饰的研究只能凭藉极少的史料，在许多方面难于捉摸。以往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很少有机会去研究青铜器艺术装饰中纯粹属于形式结构的全部发展过程，以及这种艺术形式的社会功用。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和一些重大的发现，青铜器的研究工怍逐渐被重视起来。事实证明，这一研究工作必须结合铭文、器形和纹饰三个方面，不可偏废，而综合研究又必须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青铜器都有铭文，商代二里冈期青铜器上至今没有发现明确的

3、文字，殷墟旱期青铜器也极少有铭文。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的青铜器都有纹饰。作为一种艺术的形态，商周青铜工艺还是指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一种尺度。因此，对于青铜器纹饰的研究不可忽视。至今为止，商周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尽可能准碲地辨认其时代特征，作为鉴别器物相对年代的一种手段。至于纹饰的艺术功用，纹饰演变的根源和图案学分析等等，我国学者则很少研究。当然，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一般的习惯上不属于单纯考古工作的范畴，但是在青铜器研究的专门领域内，这是一些必须要探索的问题。外国的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研究过中国青铜器的纹饰，但是，从思想领域来研究的并不很多。全面研究青

4、铜器的艺术装饰，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的同志们，长期以来注意到青铜器纹饰的搜集，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初步的分析整理工作。本集所收的一千零六片青铜器纹饰墨拓本，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和近三年中搜集起来的。如果没有“四人帮”的灾祸，这项工作的完成当能提前许多年。本书的材料搜集和编写是一个集体的成果，我们的愿望是尽可能多地将青铜器纹饰拓片贡献出来，以便能够向考古界和美术界提。提一份尽可能具有系统性的材科，希望有助于青铜器纹饰研究工作的开展。关于纹饰的选择，我们大都采用了传拓技术上能展开的平面纹样，而很少采用立体的艺术铸件或附饰。我们所搜集的青铜器纹饰，都是单件器上一

5、个或两个完整的图案单位，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排比和分析纹样的特点和发展的脉络。从工艺美术的观点来看，纹饰和器形是不能分离的，因为纹饰结构的处理使之与器物有良好的适应性，正是青铜艺术的一个优点，这只有观察实际的器物才能有所体会，借助于其它方法是难于表现的。但是拓本的好处是能够帮助读者获得单纯观察器物所不能得到的效果，这是任何临摹、描绘或摄影技术所无法达到的。当然，摄影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由于焦距的关系，照片大多只能表现纹饰的局部。惟有用墨拓的方法，既能真实地表现纹饰的雕刻风味，也能全面地展示图形，是再现青铜艺术的一种较为理想的传统方法。但是由于多数青铜器纹饰是浮雕，与拓平面的铭文

6、不同，在墨拓和托裱的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难题，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墨本不清晰和纸张重叠而出现令人不快的破坏画面的皱痕，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精湛的技艺，在这方面，参与工作的同志们，曾经花了不少功夫。在编辑方法上，我们采取了按纹饰特征分类的原则进行归纳，而以器物所属的时代作为排比同类纹饰的前后经络，使各种纹饰条理化，便于读者检阅和查对。按纹饰的特点进行归纳，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综合分类，即各种图像在总的方面有较多的共同特点，如兽面纹，变形兽体纹、几何变形纹等等，综合性的图像又按各自的特点可细分为若干类；另一种是按纹饰单一的特点分类，如龙纹、凤鸟纹和其它走兽故等等。这是从青

7、铜器纹饰的实际情形出发，尽可能使其条理清楚，易于区别。但是青铜器纹饰并非按统一的规范制作。也有介于两可之间的或极少量难于区别特征的纹饰，我们则按实际情形加以处理。本书绝大部分材料均采自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青铜器，大约有百分之六的材料取自兄弟博物馆和其它文物单位，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局、曲阜县文化馆，天律市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扶风县图博馆、周原考古队、哲里木盟博物馆等。这些单位的材料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