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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低碳经济的碳价格制定方式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理解温室气体排放的后果,如气候变暖所导致的洪水、干旱、冰原融解和海平面上升等恶劣自然现象,这是由人类无休止的自利性经济活动而给他人给世界带来的负的外部性.自利行为无法避免,解决由此引起的负外部性市场失灵的最好办法就是给碳排放定价,以直接的经济性考虑计算减排的成本,那么在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取舍就是简单的和可比较的.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办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碳价格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 一、碳价格及其功能 (一)碳价格及
2、其确定 确定一个有效的碳价格,既能激励企业以及家庭的行为,又能鼓励研究和发展低碳技术.碳价格必须上升到能将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传递到数以亿计的公司和个人的日常决策中去.在欧洲碳价格相对高昂,但是在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碳排放的价格则接近于0.此外,即便是在碳价格能够覆盖到的区域中,一些区域相对于其他区域受到优惠,并且缺乏能够保证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有效分配的机制.实施了碳价格的地区(或国家)比没有实施碳价格的地区(或国家)更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碳价格用于显示产品在消费和生产中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损害的信号,即反映温室气
3、体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从而有利于通过污染者付费来矫正负外部性.减排的最优水平应该根据减排的边际社会收益(可以用排放的边际社会成本MSC表示)与减排的边际成本(Marginalabatementcost,MAC)相等来确定. 然而考虑到碳循环、气候敏感性、未来技术和排放路径等因素,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在数值上是难以确定的,其值域范围应当很大,因此,以目标路径和相关边际减排成本为基础来计算碳价格会更好,减排的边际成本(MAC)就成了温室气体的指导价格,另外,考虑到减少温室气
4、体排放在提高能源安全、减少空气污染和森林砍伐、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提高人类生活水平方面的收益,则可以进一步降低对成本的估计(Stern,2008).麦肯锡公司基于自下而上路径对减排成本的研究显示:如果要实现到2030年温室气体稳定在550ppm浓度水平以下,每年要减排约200亿吨,碳价格则要为20~25欧元(26~33美元).诺德豪斯运用DICE模型计算的2010年最优碳税为34美元/吨,到2015年达到45美元/吨,到2050年上升到90美元/吨,到2100年达到202美元/吨.ichaeloma和Hodas,2
5、008;Green,2009).这一系列研究详实了对碳排放权非经济价值的科学认知,又客观地增加了对碳排放权初始定价的难度.当然,考虑到技术可行性,部分学者认为在确定碳排放权基准价格时要以经济价值为主体,而其他非经济价值的损耗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来维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上的一致性. 国内学者也对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成本和碳定价进行了研究,高鹏飞等(2004)运用MARKAL-MACRO模型将能源、环境和经济进行耦合,系统研究了2010-2050年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结果显示,当减排率在0%~45%时,碳边际减
6、排成本为0~250美元/吨;姚昕和刘希颖(2010)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计算出中国最优碳税的征收路径,由2008年的7.31元/吨逐步上升到2020年的57.61元/吨;陈诗一(2011)利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构建的减排行为模型,度量了中国38个工业两位数行业的二氧化碳边际成本,并在减排率为1%的情景下,估算出2009-2020年间工业全行业的碳税为19~46元/吨较为合适.还有一些学者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建设阶段出发,对影响碳排放权初始定价的外部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许广永(2010)发现,在我国碳定价机
7、制建设进程中,碳排放量衡量标准建设滞后、相关监督管理机构缺失、碳排放测量技术水平落后和碳排放权分配方式不当等问题的存在都对碳排放权的初始定价造成不利影响.林云华(2009)从环境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出发,认为在排污权的初始定价中,必须考量排污收费等其他政策的规制强度,避免排污权和排放收费的重合使用状况,这一点也为合理确定碳排放权初始价格提供了重要借鉴. 早期学者在对碳排放权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中几乎忽略了初始分配问题,因为根据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科斯定理,在零交易费用世界中,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只影响平等,但不会影响交
8、易之后许可证的最终竞争性分配的成本有效性.近年来,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逐渐进入实际操作层面,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在交易成本存在的现实世界中,一种合理的初始分配是影响环境产权交易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易的市场效率(Hahn,1984;are,1995;Gangadharan,2000).Cason(2003)运用Stavins模型证明了交易
